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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们的前世】
历史上,东南亚经济教父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自殖民时代殖民者实行“当地人管当地人”的政策,在被殖民者中培养政治和经济代理人,给予一定的荣誉政治头衔和带有垄断性的经营特许权,以方便其统治。当殖民地独立时,这些代理人转变成国家政治和经济精英,不但保住了自己以前所获得的经济特权,更从新政府里的“自己人”手中“合法”取得了过去属于外国公司的经济特权。虽然,东南华裔大亨们大都处于政治弱势,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掌权者的关系,但是权力与垄断间的利益输送,却从未停止过,最多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与东亚(日、韩、台)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东南亚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教父们大都不从事“繁荣的”出口制造业,是因为制造和出口要面对国际竞争,赚取的是蝇头小利的辛苦钱。所以,教父们真正关心的只有特许专营权。
正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垄断,使得经营特许权成为教父们的追逐对象。过去是包税、鸦片、矿产、博彩,后来是港口码头、公用事业、烟酒糖、甚至面粉,现在则是电信、银行。通过非竞标方式或非法围标,教父们以极低的代价获取垄断经营权,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廉价融资和杠杠化运营的工具。所以,教父们的无需关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只要收租即可坐享其成。而政客们对于把公共资源和经济权力卖给教父们换取后者的政治、经济支持也乐此不疲。所以,大亨们只是在寻租环境中高效生意人,用迈克尔波特的话来说“他们没有经营战略,他们只是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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