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分权不起来?为什么最终走向了集权?
让我们来剖析一下魏晋历史来看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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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权：曹魏败亡之源-九品中正制，权归士族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一月二十三日，曹操薨，曹操尸骨未寒，陇西大姓陈留就上书魏王曹丕，要求确立“九品中正制”，此后，选官要看“世、状、品”。也就是说，但凡有人做官都要看其家世、族谱、世家大族的评判。自此，豪门大族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专有名词——士族。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官分九品，说白了就是将社会阶层流动固化在既得利益者阶层，寒门素族再无寸尺晋身之路。
在“九品中正制”下，士族高官把持朝政，魏国始终未能建立强势封建集权，此后，司马氏代魏，魏、蜀、吴三家归晋。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逼迫曹操的曾孙曹奂退位，建立了仅有五十三年寿命的西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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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权：士族高门-有权有势，阶层固化
据《文献通考》记载，西晋的选官要通过集体推荐，推荐者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郡姓。
所谓“郡姓”，就是当时占地最多、祖先官位最高、最有钱的士族大家，按级别分为公认的“国家级”士族二十六家（柳芳二十六姓），其下又有存在争议的“省部级”士族二十余家。无论谁当官，都得经过这四十余家集体讨论后批准。
士族高门组织的集体推荐，考察标准只有一个——家室，即考生的父亲、爷爷、曾祖、曾曾祖究竟当过什么官。考试的过程比较特殊，由考生拿着自己的家谱到“有关部门”（史称“有司”）核实家世真伪。如果老爸不是官员、爷爷不是高官、祖先中没有宰辅，寒门素族想在这些考官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时有位吏部尚书感叹：“魏国设立‘九品中正’是迫不得已，而且为寒门素族留下了乡里荐官的途径。今天，所有官职选人都要靠出身，非士族高门已毫无晋身之阶了。”
一个小小的“地市级”士族也比皇帝富裕！
——石崇曾与琅琊王氏斗富，琅琊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做饭；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府邸门口的一条路，四十里外仍有绸缎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门口五十里的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
在刚刚建立的晋朝，士族官位都来自门阀，他们从来不买皇帝的面子：他们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还经常骂皇帝是“桓灵”。其实，这个已经和西欧中世纪时代，占有城堡的领主基本类似了，是典型的分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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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权：西晋“太康之治”——用占田制削弱士族高门
司马氏本就是士族高门，所以司马炎自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炎一旦成为皇帝，士族高门也就立刻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士族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掌握着铸币权乃至军权。
皇权的本质必然是封建专制，司马炎连魏国皇帝都已经灭掉，难道不想消灭士族？
要想消灭士族，就必须比士族更有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
如果有部曲愿意脱离士族高门，每个部曲可以在皇帝那里得到七十亩土地，士族不得阻拦；
另外，士族高门要逐步把土地还给皇帝，官居一品的士族最高只能占田五十顷，占田数量按品秩依次递减。
为吸引部曲离开士族，司马炎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作为代价，占田的农民要为国家承担兵役。
三十税一的低税率保证了足够的农民从士族高门流向皇族，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民户只有二百四十五万户，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达到三百七十七万户。
复苏的小农经济也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据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时期，每个村落里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田野中晾晒，出远门的人们可以在存粮的草棚中吃住。今天，也有人把司马炎初政时期称为“太康之治”。
“占田制”是一把好算盘：以低税率刺激农民流向国家，士族失去了农民，皇帝取悦了小农，同时，士族也失去了兵源，皇帝却获得了强大的兵源。
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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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权：士族反击——皇位控制
皇族VS士族，斗争终于在司马炎帝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爆发了：如果皇帝的继任者继续推行“占田制”，士族高门就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权柄尽失；如果培养一个白痴登上帝位，那么，士族也许还可以继续一小撮人的辉煌。
士族推举的皇位继承人司马衷由此闪亮登场。此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顶级的白痴，面对百姓挨饿的问题，居然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议，并因这句名言被中华历史臭骂了两千年。
司马炎当然知道不能把万里江山交给这个超级白痴，他中意的继承人是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推行“占田制”时，冲在第一线的恰恰就是这个司马攸，为了把士族抢占的荒地分给投奔皇帝的部曲，司马攸不知得罪了多少士族高门。
所谓皇族并非铁板一块，司马炎的皇后杨氏也依托于士族高门，是司马炎为了争取士族高门支持才娶回家的。杨氏的远近亲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级”士族（柳芳二十六姓），杨氏之所以能成为皇后完全是因为这些远近亲戚。
也就是说，杨氏确实是皇后，可皇后的位置来自士族门第，士族一旦地位衰微，她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士族要保住利益，杨皇后要保住位置，扶持司马衷称帝是最佳答案。
为了达到目的，杨氏给司马衷娶了一个更狠的老婆——贾氏。这位贾氏出自平阳贾姓，家中累世为官、能人辈出，尤其是贾氏的父亲贾充。魏主曹髦早知司马家族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堂堂皇帝居然被贾充一刀给咔嚓了；司马昭临死的时候就想直接立司马攸为帝，在贾充坚持下才立司马炎为帝。
司马衷获得这样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后长起了一棵参天大树，谁想废掉司马衷，就等于直接跟贾充叫板——这可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挑战皇帝的人。司马炎只好收起立司马攸的心思，把他远远打发到齐地做齐王。
司马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孙子司马遹（不是司马衷的儿子）身上，据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皇宫曾经起火，司马遹拉着司马炎的衣角说：“黑夜之间防备不周，皇帝不应该站在火光照到的地方。”此后，司马炎钦点这个孙子为皇太孙，并经常向大臣宣示，司马遹才是帝国未来真正的主人。
司马遹当选皇太孙的真正原因，是司马遹只是一个宫女所生，而且，这个宫女曾侍奉司马炎多年，绝不会和士族高门有任何联系。
为了司马遹能够顺利称帝，司马炎这个当爷爷的可谓费尽心机：先是极力反对贾后成为司马衷的太子妃，结果被士族高门否决；分封庶出的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镇秦地、楚地和淮南，希望能以皇族整体的力量抗衡士族，结果几位王爷先后做了刀下之鬼；临终前又命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结果皇后杨氏篡改司马炎遗诏，改为由其父杨俊辅政。
士族不但掌握了财富，还掌握了晋惠帝司马衷。失去了皇权的制约，掠夺也就失去了任何底线：“占田制”马上就被废弃；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先后被诛杀，就连那位聪慧的皇孙司马遹也被“丑而短黑”的贾后诬以谋反罪处死……
《晋书》这样记载这个年代：朝政均出于士族高门，朝纲法纪荡然无存，官场贿赂公行，举国上下已经见不到一个忠臣和贤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个骗子的市场（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贿赂公行，忠贤路绝，天下谓之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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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这些士族是否想过，一小撮人尽占天下之利，包括皇族在内的其他人又将何以为生？连司马炎定下来的皇位继承人都可以杀掉，普通人岂不更是任人宰割？皇族又不是手无寸铁的寒门素族，他们手里也有兵、有权、有土地，看着自己的实力一天天被蚕食，焉能不反抗？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率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终于引爆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士族和皇族是中原大地上最强盛的两股势力，他们之间火并的结果是中原失去了所有的强者，再无力量对抗异族入侵。
八王之乱中，南匈奴、羯、鲜卑、西羌、氏等游牧民族纷纷涌进中原，在此后短短一百三十多年内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乱！无论皇族、士族还是百姓，汉族、羌族还是羯族，所有人都生活得痛苦不堪，所有人都时刻面临生命威胁。
南匈奴大单于刘渊自称是王昭君的后代，国号“汉”，并俘晋怀帝、杀晋愍帝、杀西晋四十八王……
从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几乎整整三个世纪里中国北方都处于大动乱、大破坏、大分裂之中。中原大地几乎无月不战，可怜北方苍苍烝民，在异族统治下被列为“汉狗”、“汉贼”，或者“头钱价汉”，一条汉人生命不如一头牛羊！晋惠帝死后，丧乱已经六十余年，北国人口“百不遗一”，河洛一带尽成废墟，洛阳城中常有豺狼出没……
没有强大的集权皇权，就无法有效抵御外族入侵，西晋因此而亡国，且险些亡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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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成为游牧民族最好的战场，西晋根本无法抵挡倏忽而来的骑兵。然而，面对浩浩长江，游牧民族没有强大的水师，不可能旦夕之间攻过天堑。公元317年，出镇江南的司马睿在扬州称帝，史称“东晋”，首尾一百零四年。
江南尚有半壁江山，晋遗民纷纷前往投奔，不仅包括皇族、士族，还包括每一个普通人：东晋初年，约九十万户汉人迁徙到江南六郡，占北方战乱地区人口总数的50％，这是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自此中国经济重心南迁。
西晋灭亡前，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晋室南迁后，江南一地在百年间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和文明的继承者，最后，居然能以区区数万人马大破前秦百万雄兵。东晋又是如何从衰亡走向繁荣，直至足以对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呢？
司马睿渡江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家北方士族跟随。
纷纷乱世，无论士族还是部曲，说白了都是流民，单独迁徙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于是，最大的流民头子——东晋皇帝司马睿，命令手下较大的流民头子——北方士族，率领普通流民在长江下游建立了很多“侨郡”，即南琅琊郡、南徐州郡、南兖州郡（侨郡建立的地方一般是江南豪门势力较弱的地方，原有土著居民被北方流民赶到了今广东、贵州一带）。
在侨郡之中，北方士族依靠原有习惯和名望维持了对部曲和流民的统治，当然，他们的部曲可以不向朝廷纳税，朝廷有事也要临时召集士族才能起兵。西晋就是这样亡国的，殷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
司马睿第一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开山泽之禁”。
公元320年，司马睿颁布诏书：凡强占山林、霸占湖泽的人，收入达到一匹布的价值，杀无赦！那一年是农历壬辰年，这封诏书也称“壬辰之诏”，目的是保证民间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后世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模仿。
司马睿第二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土断”。
土断，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按照土地断定户籍，通过清查土地逼迫士族高门承认部曲对土地的所有权。朝廷宣布：无论你是谁，你流窜到哪里就是哪里人，立马给你户口，纳税不满五年也直接赐予土地，反正这些土地是大家一起从“山越”手里抢来的！
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下诏在南兖州禁止士族高门收容流民。
诏书首先总结了汉文、景二帝以来的均田制经验，回顾了西汉、东汉两代的辉煌历史；接着，诏书又给出西晋亡国的官方托词：士族高门占有众多土地和农民，却刻意逃避朝廷赋税，焉有不亡国之理？
最后，诏书提出了解决办法：为避免江南再现中州之难，必须再次推行“耕者有其田”！诏书规定，所有士族高门都要如实禀报部曲数量，此后，一品大员占田不得超过二百八十亩，奴婢不得超过三人，其余土地要分给原来的部曲。
为了吸引流民自动归于朝廷，东晋政府不断提高对小农的优惠条件，赐其田宅，先免租税三年，后免租税五年。优惠到期，小农每亩只需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当然，士族所占土地也同样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这种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度田收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士族将抢占土地的税收强加给自耕农。
史籍为我们精准地总结了东晋初年的治民政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也就是说，东晋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官吏的职能，恢复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毕竟官吏都是士族大家，让这些人捞到钱，对皇族没有一点好处。有了自耕农的支持，东晋两代帝王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绍（晋明帝）终于重新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
《南齐书》这样记载这个时代：太武年间，江南百余年未有兵锋之灾，家家都经常设宴款待客人，到处都是沃野良田，人们不辞辛劳地从事农耕，只要一郡粮食丰收，数郡就无饥饿之虞。荆城是南楚最富有的城市，扬州则是吴地最富裕的地方，两个城市的纺织业足以衣被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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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在晋明帝年间登上历史舞台，桓温（公元312～373年），属于中下层士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睿的孙女婿，南康公主的丈夫，也就是传说中的驸马爷。从明帝开始，桓温历经五代帝王，官拜大司马，统率内外诸军，是东晋中期第一代有能力统领全局的人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晋桓温是第一个有能力建立“大一统”的皇权的人（篡位）。
桓温迅速拿出了更狠的方法——东晋最著名的“庚戌土断”。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士族高门隐匿的所有民户。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脱离士族的农民从此要向朝廷服兵役。桓温征召寒门子弟，在自己出镇的兖州、徐州、扬州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这支军队后续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必须强调桓温的一份奏疏——《七项事宜疏》。在这封奏疏中，桓温坦陈了当时官场的七大弊病，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条是：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打破士族垄断，给寒门素族一个希望。借助这些机会，东晋寒门素族涌现出大量杰出人物。
只有靠自身才学晋身的寒门素族才是皇帝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一旦离开皇权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中国古典读物《三字经》里有一句“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其中借萤火读书的人就是被桓温重用的素族车胤，最后，车胤也为皇室尽忠而亡。桓温有了寒门的军队、寒门的官僚，终于把事业推上了巅峰：灭西蜀成汉、三次北伐，一度甚至光复故都洛阳。
桓温的改革也使东晋获得了重生，桓温死后五年，正是寒门素族组成的北府兵，以八万人击溃了前秦一百万南侵大军，汉族在江南一地延续了民族血脉，晋祚得保。
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曾对桓温有一句中肯的评价：“大司马桓温当政之前，黎民百姓已经没有土地，国家败亡之象已现；庚戌土断之后，农人得以归于土地，此后东晋能够财阜国丰，完全是桓温的功劳（乃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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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
……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
……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
……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
……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
……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
……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不必惊讶于历史的相似，这也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怪圈，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东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是倏忽而来的骏马，西方海盗的形象是船桅杆上的骷髅旗。上古时代，发达的爱琴文明是典型的分权社会，结果，希腊城邦制国家为罗马铁骑所毁灭；古罗马也建立了原始民主制度，结果，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雇佣兵击溃；法兰克王国几乎所有国王都为四处流窜的北欧海盗感到烦恼。从此，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我们的模式是“集权—分权—集权”，汉祚得以延续几千年；西欧的模式则是“分权—集权—分权”，西欧不断变更着主导民族，雅典人、罗马人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煊赫一时的日耳曼人则在城堡里龟缩了几个世纪不敢出头。
集权，经济衰败、民族延续；
分权，经济兴盛、亡国亡族。
根本无法判断历史逻辑的对错。
P.S. 本文大段摘录自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一书，并非完全是本人所写，敬请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