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们的前世】

　　历史上，东南亚经济教父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自殖民时代殖民者实行“当地人管当地人”的政策，在被殖民者中培养政治和经济代理人，给予一定的荣誉政治头衔和带有垄断性的经营特许权，以方便其统治。当殖民地独立时，这些代理人转变成国家政治和经济精英，不但保住了自己以前所获得的经济特权，更从新政府里的“自己人”手中“合法”取得了过去属于外国公司的经济特权。虽然，东南华裔大亨们大都处于政治弱势，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掌权者的关系，但是权力与垄断间的利益输送，却从未停止过，最多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与东亚（日、韩、台）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东南亚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教父们大都不从事“繁荣的”出口制造业，是因为制造和出口要面对国际竞争，赚取的是蝇头小利的辛苦钱。所以，教父们真正关心的只有特许专营权。

　　正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垄断，使得经营特许权成为教父们的追逐对象。过去是包税、鸦片、矿产、博彩，后来是港口码头、公用事业、烟酒糖、甚至面粉，现在则是电信、银行。通过非竞标方式或非法围标，教父们以极低的代价获取垄断经营权，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廉价融资和杠杠化运营的工具。所以，教父们的无需关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只要收租即可坐享其成。而政客们对于把公共资源和经济权力卖给教父们换取后者的政治、经济支持也乐此不疲。所以，大亨们只是在寻租环境中高效生意人，用迈克尔波特的话来说“他们没有经营战略，他们只是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