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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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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比较清晰地讲清楚了中国企业的中国逻辑，对我们当下的理解和行动都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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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
作者:苏小和
来自《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一书
官商结合，大家耳熟能详，生气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但在学术意义上，它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 官商结合的学术定义，由汉学家费正清、费维恺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出，涵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企业形式，三种形式之间，是一种不断改进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退化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
近代以降，“官商结合”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学术上总结了三种模式：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正是这三种企业发展模式，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最核心的问题，用企业理论的框架来追问，非常简单，那就是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这是跨越百年的中国问题之一 事实上，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困扰中国经济百年的问题，首先是分工不清晰；而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政企不分。。史料意义上，我们不幸地看到，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似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企业只能由政府主办；退而求其次，至少只能由政府和商人合办；或者是政府监督，商人执行。所以，百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什么意思？看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1928年到1938年，有一个史学上的“黄金十年”的称谓。在那短短10年间，中国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比较规范、具有近代企业或者现代企业特征的私人企业。它们产权清晰、产业稳定、品牌架构突出，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可惜历史并不宠幸它，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竟然昙花一现，接下来马上又被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深深遮蔽。
所以，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轨迹，与中国百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正是我想陈述的。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正好可以见证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徘徊与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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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课题有关的学术框架
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这个课题的学术框架。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百年中国经济史》里认为，这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
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因而反而使历史记录变得非常主观。
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导向原则。在常识层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经济形态，显然具有明确的导向原则，而这些导向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种是以党为导向；
一种是以政府为导向；
一种是以军队为导向；
一种是以企业家为导向；
一种是以领袖人物为导向。
什么叫“以党为导向”？简单定义，就是党管企业。一切的企业产权都属于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是党员，或者在企业里设党委。
什么叫“以军队为导向”？缅甸是个不错的例子。不要以为缅甸人不办企业，不做生意，他们一样有进出口贸易，一样要办自己能掌控的企业，只是他们的生产经营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军队说了算。在北洋军阀时代，也有军队管制企业的影子。
什么叫“以领袖人物为导向”？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20世纪年代，公私合营、大跃进、三面红旗，从表面上看是由当时的党和政府操作，事实上领袖人物的作用已经涵盖一切。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按照企业理论的框架来看，那是一个全民办企业的时代，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炼钢铁，恨不得一夜之间赶美超英，而这一切行为背后的主导力量，当然是那个站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领袖。
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以政府为导向”。
有些概念可以轻易提出，比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行政垄断等等，但我们需要辨析几个概念。
首先来认识一下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导向原则 凯恩斯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完整地陈述了这种政府导向原则，即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在市场失灵的时点上国家需要直接干预经济的主张。。很多人以为凯恩斯主义就是鼓吹由政府来推动市场的运行。但事实上，凯恩斯面对的美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因此，凯恩斯相信，按照他列出的政府主导方案，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底线。其次，凯恩斯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更知道自由的价值与市场的价值。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市场的自发秩序，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所要采取的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井井有条，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另外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是重商主义 国内对重商主义的研究，最早由赵廼抟先生开始。他的著作《欧美经济学史》第一章主要就重商主义进行了辨析。这样的学术工作出现在1948年，可惜因种种原因，赵先生的学术研究没有引起重视。。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当时的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对此的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的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则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亚当·斯密曾经强烈批评过，他认为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控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它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就是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予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政府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体几乎绑架了国家。
对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地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政府最好的服务，而为了持续享受这种特权，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能力才是他们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商主义的没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它没落之后的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前苏联式的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过程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地发展，而前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所谓的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79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300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中。大家知道，曾几何时，西班牙比英国还要强大，它的势力遍及全球，是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西班牙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淡出世界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梯队，它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了。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还不错，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企业的产权也比较清晰。虽然沙皇政府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也存在诸多干预企业发展的现象，但总体上，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斯大林上台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我们看到，前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导弹和核武器，可却生产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再也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只有英国才是幸运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整个国家向企业主导的方向发展，向市场发展。
历史真有趣。同样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重商主义时期转型到自由企业时代，只有英国转型成功。法国不成功，西班牙也不成功，而俄罗斯基本上与自由企业精神背道而驰，“十月革命”以后，整个经济完全被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垄断，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似乎还处在彷徨的过程之中。
按照我对经济驱动的基本理解，我认为最正确的模式，应该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导向的模式。这是我观察、分析百年中国企业史，观察当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生态之后，得出的必须要强调、必须要守住的第一理论前提。企业理论纷繁复杂，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一，威廉姆森的企业合约边际理论，当然是最新成果，而我自己则一直沿着三个理论维度在工作。
其一是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在经济学史的层面上，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门格尔、米塞斯、庞巴维克等人直接指出，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在奥地利学派诞生之前，古典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框架中，没有“企业家”这个名词，也没有人提出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古典经济学有价格理论、供求关系、经济分工、迂回生产、边际效应，但却一直不重视企业家定义。从奥地利学派开始，从门格尔、米塞斯、庞巴维克，到哈耶克直至罗斯巴德，他们第一次在经济学史的框架之内提出了企业家的概念，且明确提出，只有以企业家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样的理论意义很大。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必定站立着一大批更加伟大的私人企业，所有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它的经济载体、第一信号、第一表征一定是企业家或者企业，而绝不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大政府。
其二是德鲁克的公司概念。如果说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纬度是我们分析企业的路径之一，那么，德鲁克的公司概念则是另外一个需要我们重视的分析框架。德鲁克在他的《公司的概念》 国内很多人将《公司的概念》列为一本管理学的经典，这事实上背离了德鲁克的本意。里有一个很优美的描述，他说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首先是家族，然后是民族，然后是国家，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全球化格局。德鲁克在这里隐含着一个预期，他认为人类如历史所呈现的，不会止于家族，不会止于民族，也不会止于国家，国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下一步应该落脚到什么地方呢？落脚到公司，只有公司这个组织形态，才可能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这个描述其实很有意思。要知道，德鲁克做出这些分析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看看今天，人们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公司的人，也正是由于公司概念的出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利益对抗也再不仅像当年那样需要兵戎相见，而更多是采用一种经济模式、公司模式，从而建立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所以到今天，在上海，在北京，我们看到大量的跨国公司，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量的企业去美国、香港、伦敦等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逐渐消解了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对抗，或者说国家的界限。
德鲁克是记者出身，所以他的书对于真正的学院派来讲，也许没有什么深刻价值，可是对一个想思考，同时又希望能够看到远方景色的人而言，德鲁克的东西具有启示意义。大家都说德鲁克是个管理大师，事实上德鲁克自己最认可的还是他的思想价值，是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文明的思考。所以，他还提出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文组织。我想其他的管理学家不可能说出这个话，在人们看来，公司首先是盈利机构，是赚钱的地方，公司如果不赚钱，这个公司就没有意义 德鲁克这里提出的，其实是现代公司的价值取向问题。他认为，作为一种以追求财富为天职的组织，好公司同时也应该具有人类价值的基本底线，这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财有道”的陈述。。
第三就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一直认为自己是奥地利学派的传人之一 熊彼特的著作《财富增长论》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5月出版。，他所说的创新，是一种回到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维度的创新，只有企业家带来的创新才有市场意义。熊彼特对市场的描述有一个理论的线索，首先他假定整个市场是均衡的，就像今天我们的世界。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刚好是均衡的，不多不少，如果太近，我们就会被烧死；如果太，我们就会被冻死；如果角度变了，春夏秋冬也就会发生变化。熊彼特认为市场之美，事实上相当于太阳系之美、宇宙之美，它是均衡的。他的创新理论就建立在这样的均衡基础之上。企业家出现以后，他们的创新行为就会偶然地、尖锐地为市场的动态均衡状态提供新的内容，而这个过程刚好是企业家赚钱的过程。
关于熊彼特有两个东西需要说明一下：首先熊彼特假定市场是均衡的，这就意味着他所研究的“创新”这个关键词事实上是基于市场的完善，基于完全的自由竞争。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它能够自我均衡，不需要政府、某些组织、某些人去强制干预。只有在这个理念上，再来谈企业才有价值。如果我们不认可“市场是均衡的”这种说法，那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和理由去介入与干预，就会出现国有企业用垄断的方式打破市场平衡、破坏整个市场链的现象。
所以，谈熊彼特的第一个前提是，认可市场经济是均衡的，就像我们认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均衡的一样。我们有一个无处不在、自有永有、至高无上的神在掌管这个世界，一定要有这个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假如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我将这句话做了一下延伸：假如我们不认为市场是均衡的，那么我们也什么事都可以做。政府可以大张旗鼓办国有企业；政府可以垄断一切它想垄断的资源，因为政府认为这些行为对市场的自我均衡不构成破坏性；人们也可以做假冒伪劣的事情，可以在牛奶中加三聚氰胺，可以将私人财产、企业产权公有化，可以搞公私合营。因为这些人认为，这么做只是为了市场更好地发展，而市场始终掌握在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中。
熊彼特很伟大。他说市场是均衡的，这个均衡之美不可以被打破，谁打破市场之美，谁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亚当·斯密的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之手是看得见的。因此亚当·斯密所说的是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在上帝的手上。熊彼特、亚当·斯密都是有信仰的人，所以许小年教授经常说，我们要敬畏市场，如同敬畏上帝一样。
第四，企业和企业家有三个基本属性。首先，一个企业必须有清晰的产权。企业是自然人的，所谓的自然人一定是个人，而不能是团体或组织。其次，一个企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面对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也就是说，企业和企业家所涉足的行业没有任何限制，除了那些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把控与管理外，其他所有的企业行为都基于自由竞争的市场氛围。再次，企业家要有创新精神，企业的产品必须有核心价值、品牌价值和附加值。当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企业家，在产权、自由竞争和创新这三个维度上形成了清晰的定义，那这个企业或者企业家就真正成为了一个经济体的某种主导力量。某种意义上，这三个维度是我们分析一名企业家最基本的坐标。或者可以这样说，当用这三个指标来分析今天的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时，我们会发现，真正称得上企业的公司，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人，实在太少。
第五，放宽历史的视界。大历史是黄仁宇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在研究企业家，尤其是近百年以来的企业家时，也要学习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因为只有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我们看企业，看企业家的命运，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才能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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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官商结合模式的区间划分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区间：第一区间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中国真正开始产生企业、产生企业家的时期，它的近代企业有三个形态：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第二个区间是“黄金十年”，即1928年到1938年。这十年之内，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家族企业，比如著名的荣氏家族等。第三区间则是1978年以后一直到今天。其他的一些历史时期，比如北洋军阀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几乎可以说都没有企业建设。
如果说这个区间划分的是大区间，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小三代的区间划分，这就是1978年以后的代际划分。第一代是带有原罪的国有企业改制的红帽子企业家，比如首钢的周冠武、云南烟草的褚时建、万科的王石、联想的柳传志，以及江浙大量的乡镇企业，他们都属于第一代。第二代就是“92派”。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批知识分子和很多体制内的官员下海，这构成了1992年后的下海经商潮。十几年之后，这个下海潮中出现了一批不错的企业家，如潘石屹、冯仑、陈东升等。“92派”在企业制度建设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载体，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形成了中国企业前所未有的制度框架，这就是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这对第一代企业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三代是新经济企业家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家。如果说中国有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那应该仅仅局限在第三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张朝阳、丁磊、陈天桥、马云这一代人。他们有海归背景与外资背景，基于Internet工作，加上我们的政府对互联网经济并不了解，不知道怎么管制和垄断，这为第三代企业人留下了空档，从而使他们真正建立起一个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那么，跨越百年的官商模式，究竟如何影响了或正在影响着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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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
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当年的洋务运动界定为企业运动。对于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形态，国内的研究非常少，而且不充分，但海外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却一直方兴未艾，其中有几个鼎鼎大名的学者成为翘楚。比如汉学家费正清，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刘广京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研究洋务运动时代的经济形态，尤其是企业形态的；比如汉学家费维恺，他的《中国早期工业化》 《中国早期工业化》费维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就是一本专门研究官督商办企业的著作，在我看来，这甚至是洋务运动时期企业案例研究的范本；再比如海外学者陈锦江针对洋务运动的著作《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 《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陈锦江著，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事实上陈锦江这个名字只为他的非学术活动圈中的华人中的一部分人使用，在国外的学界，他多以“威灵腾”著称。他自1966年毕业于名校道格拉斯·阿拉赉申高级中学后依次进入美国的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学习直到取得博士学位。他的《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Merchants，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s in Late Ch’ing China)于1977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讲述了张謇在通州创办纱厂但困难重重的事情。此书的提要在三年后被改写收入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一章。；杨小凯先生的《百年中国经济史》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杨小凯先生未正式出版的一部书稿，但在互联网上被大量学术爱好者收藏。，也花了很大篇幅来描述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
费正清是怎么讲的？他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讲到，洋务运动是清末历史上一个失败的企业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它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没有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基础。杨小凯将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他说，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但清朝却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这种制度上的区别，导致结果大相径庭。清朝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政府在整个经济建设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政府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做为运动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最大限度地压制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两位学者的描述很有现实意义。今天真正比较值钱的产业都在政府手上，那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做什么？去江苏、温州、福建考查一下，就会发现，只有鞋、服装之类低附加值，而且没什么资源依赖的产业在私人企业手中。诸如银行、石油、电信等重要的市场资源，都在政府手中，而且由政府绝对垄断。
所以杨小凯分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企业建设和市场形态，真是入木三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是明治维新跟西方不一样的是，它没有放弃天皇的实权，没有搞虚君共和，它不是君主立宪的框架。但天皇却很少自己操办企业，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皇室办过几个模范工厂之外，日本政府基本不办国有企业。今天看日本的很多企业，比如众所周知的丰田、索尼，它们都是私人企业。在这百年之内，日本涌现了一批大企业和大企业家，他们甚至可以与美国、德国的大企业、大企业家相媲美。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意义上，日本政府基本上只发挥了公平司法和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加上日本模仿了西方的专利法和公司法，所以大量的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并推广西方专利保护的收益，进而使西方的技术在日本得到广泛应用。“二战”以后，战败国日本设定了专利制度，鼓励民众发明新技术，通过技术来推动整个经济发展。
这就是费正清和杨小凯的基本立场。事实上，陈锦江的分析也很老道。他在《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这本书中讲到，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单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得到官府的庇护。关于官商合办的学术解释，陈锦江给出的分析最合乎事实。他说，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事实上没有严格的定义，它们不是一个可以来定义的学术概念。陈锦江显然非常了解国情，有点类似于今天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表述，类似于当年李宗吾的厚黑学表述。一切都是一种模糊状态，像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他绝对是朝廷重臣，但却又掌控着几个大企业，如大名鼎鼎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还有上海机器制造局，李鸿章是这些企业的老板。而且，李鸿章办企业，并不像今天的官员那样在暗中操作，而是实实在在管理企业；他在企业里有大股份，他通过行政权力来任命半官方或者官方的人去做经理。所以那样的企业看上去更像今天的国有企业，政府有效控股，企业经营人员既是官员也是商人，官商不分，政企不分。
像这种官不官、企业不企业的现象，在洋务运动时代可谓比比皆是。一个醒目的案例就是铁路。作为一种新事物，铁路显然由政府操办。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已成为一个传统。今天中国的铁道部既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一个典型的行政管理部门，又是整个中国铁路总公司当然的、唯一的法人，唯一的股东，中国铁道部跟中国铁路总公司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样的官商模式可谓是其来有自，看上去成了一个正确的、不需要怀疑的客观事实。但用基本的现代企业理论来分析，却像一个笑话，而这个笑话的源头，就是洋务运动。
不过，和今天的情形相似，陈锦江的书也记载了洋务运动时代中国出现的几家不错的私有企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茂新面粉厂。在整个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的面粉业界，茂新面粉厂都是最大的商家。陈锦江认为，茂新面粉厂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面粉产业没有受到官方的干预，没有被政府垄断，它是一个典型的私人企业。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中政府说，与1949年后的国营企业相比，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的企业显得更像一个企业，所以小凯把它命名为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1904年1月21号颁布了《商人通例》，然后又颁布了《公司律》。《商人通例》的第九条和《公司律》的第一百三十条，正是中国公司史上《公司法》的萌芽与雏形。1905年，清朝颁布了公司《登记法》，1906年颁布了《破产法》、《专利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专利法》。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工商业大概走上了一个小轨道。所以，从1904年到1908年，中国迎来了一个私人企业迅速发展的小高潮。那段时间，全国有272家私人企业注册成为真正的企业。可惜，这种刚刚起步的企业发展态势被后来的革命和北洋军阀们一折腾，便偃旗息鼓了。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第一个有现代企业制度萌芽的时代，到1908年已被基本中断。
关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家，有几个人不容忽视：
首先是大家熟悉的李鸿章。秋风写过一篇分析李鸿章的文章——《李鸿章的企业制度遗产》，我觉得很好。文章中说，如果从经济史角度看，李鸿章是150年来中国的第一人。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现代的交通、兵器、电器、矿业、银行等等诸多产业，还有现代企业制度，即272家私人公司的注册，都是在李鸿章的努力和参与带动下形成的。
但除此之外，李鸿章还自己出手办大企业，如招商局、矿务局。对此，秋风认为，如果说始办现代工业显示了李鸿章的洞察力，那么创造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模式，就显示了他的不学无术。当然这个话有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挑剔古人、挑剔先人的嫌疑。但根据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在大历史的框架下，李鸿章的确就是视野有限。在他改革的时候，在他办企业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企业态势已经非常现代化，大量私人企业风起云涌，在美国、欧洲，甚至在南亚，与李鸿章同时代的人们，已经创办并发展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经济的伟大企业；可在中国，在李鸿章的事业里，他依然行走在官商不分、政企不分的死路上。历史就这样丢下了中国人。在那个时候，闭关锁国、政府胡作非为成为常态。所以，不要仅仅将李鸿章看成是我们近代史教科书定位的那样是一个卖国贼，事实上他还留下了一个影响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传统。这真让人遗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进步并不多。
再比如胡雪岩。胡雪岩当然是最有意思的商业案例。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都爱读胡雪岩的故事。好像不看胡雪岩，就没有谈资。大家都在谈论胡雪岩的成功，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企业家，但却从来都没有人提及胡雪岩悲惨的结局。当时还流行一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为商要学胡雪岩。
我想这句话应该算是对近代和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一个总结。但是，胡雪岩死得很惨。我很奇怪，中国人向来都追求大团圆结局，都注重晚年幸福，但为什么到胡雪岩这里，大家对此不再关注？胡雪岩有两大靠山，杭州知府王有林和左宗棠，尤其是左宗棠，他打仗所消耗的60%的经费都来自胡雪岩。所以在胡雪岩身上，企业与官员联手，所谓的官商勾结被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就有人说胡雪岩是个典型的“红顶商人”。
但商业的玄机就在这里，胡雪岩绑上了左宗棠，同时也把自己带进了一个巨大的、而且是他无力左右的政治漩涡之中。当时的清朝官场，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矛盾，就是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矛盾。两人明争暗斗一辈子，最后看上去是李鸿章赢了。左宗棠一倒，胡雪岩跟着倒下，所有的财产被政府一笔勾销。死后24天，浙江巡府刘秉璋还接到朝廷圣旨，要求将胡雪岩抓起来送到北京法办。只可惜皇帝并不知道胡雪岩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事只好不了了之。
再比如盛宣怀。盛宣怀在生意场上的最大敌人，当然就是胡雪岩。不过，两个人相比，盛宣怀才是真正的红顶大商人。胡雪岩毕生只当了一个小官，而盛宣怀则担任过尚书。他富可敌国，财产超过李鸿章家族，是晚清真正的首富。但随着清朝倒台、李鸿章倒台，盛宣怀的生意迅速江河日下，晚年他甚至逃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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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是一个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定义，这是民国经济史上最有意义的10年。关于民国经济史，杨小凯有一个划分。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
第一个阶段是1911年到1915年，大家都很熟悉的“宪政”阶段。那个时候共和、选举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第二个阶段是军阀混战时期，1916年到1927年。在这个时期，北洋军阀各自为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使经济不堪重负。
第三个阶段是1928年到1938年。军阀混战以后，民国的经济建设终于有了气象，人们开始做生意，开始办企业。
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所以整个民国经济史，真正的经济发展时期只有十年时间，就是1928年-1938年。要想了解这个著名的“黄金十年”，了解那个时期的企业建设，有几本书值得学习与研究：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侯宜杰的《20世纪初中国改革风潮与清末立宪运动史》 《20世纪初中国改革风潮与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该书主要讲立宪，同时也讲企业。由于将这两方面整合在一起，该书立即在立宪和经济发展与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维度上显示出了重大的学术价值。由于侯先生详尽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推动力的事实，因此有人就拿美国经济史来比较，认为中国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担当起民主宪政、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种种使命。
事实上，沿着侯宜杰先生的陈述，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就是一个事实表述，但它成为日后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小传统。当时，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组织学习英国式商会的民主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工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的优势。他们甚至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可兼容”。这些话今天读起来还弥足珍贵。什么叫“今天中国之政治现象”？就是政治制度。什么是“与股份公司的性质不兼容”？就是强调一定要政企分开。这是一个普适性的道理：股份公司必须要在完全法治的国家才能发展。所以大企业家张謇在批评清朝当局的时候，就曾说“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
现在看来，“黄金十年”时代的企业家，简直具有梭罗生活的时代美国商人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勇气。大家都知道，梭罗曾因拒绝缴纳人头税而入狱。他之所以拒绝缴税，是因为在他看来，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要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这场政治斗争，用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这就是民国时期的商人的气度。
再看一本书，费维恺的《剑桥中华民国史》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在书中，费维恺讲到，虽然民国时期的农村，基本上自给自足，但是专业商人的商业活动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的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者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等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成为国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而完成最终消费品生产的分工、制造和销售，则成为这些商人的主要活动。费维恺经过考察，认为2/3的商品是在地方集市上交易，而这种交易行为直接拉动了中国腹地的农业生产。所以他很坚决地指出，所谓商人剥削农民的观点，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事实依据。尤其是1949年以后，剥削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资本家剥削农民、剥削工人，完全是一种阶级学说，与经济的实际演进过程不相符。
我很重视费维恺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进入1978年之后，企业的真正发展开始于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浙江与温州培育出了所谓的浙江经济和苏南经济。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在费维恺的视野里，这个地方向来生意云集，有着很深的商业传统。
由此，我想到另一个很有名的学者费孝通与他的《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费孝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在元素，在江浙一带生生不息，可以说有上千年的传统。那个地方只要没有政府管制，只要回到熊彼特讲的市场经济的均衡状态，很快就会有大量的企业、大量的企业家出现。这不是政策的恩赐，不是人们的突然醒悟，而是传统，是市场的均衡之美。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27岁时写成的。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竟然可以在如此年纪就写出如此伟大的著作，为什么？因为他研究的方向，跟上面提到的费正清、费维恺的研究方向，构成了一种经济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共鸣。如果说费正清、费维恺是在历史的框架、经济学的框架中研究整个中国经济的态势，并且找到了中国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动力。那么费孝通就是在社会学的框架中，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找到了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民国时期中的几个大企业家。
第一个例子就是张謇。汉语里有“博謇”一词，它的意思是“知无不言，正直之极”。张謇就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有才华的企业家。胡适这样评价他，“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的新路，修公路、修铁路，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富了一方，影响了全国。张謇死后，丁文江说：“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什么意思？就是张謇活着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但他死以后，大家发现他真的是个好人，为国家、为时代做了大贡献，所以所有人都在说他的好话。
再看一看荣氏家族。荣氏家族在整个中国百年企业史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企业，荣毅仁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企业家。因为他的前一段事业是在“黄金十年”及其后一段时期，后一阶段事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黄金十年”，荣氏家族的生意做得很大，有12家面粉厂、9家纱厂。这是典型的股份公司，非常规范的现代公司。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采用合伙制，与别人合伙成立广生钱庄。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最开始在钱庄当学徒，后来继承父业。几经波折，一个产权完全清晰、资本独立、财产传承合理的荣氏家族集团最后形成了。在国民党后期，由于遭人诬陷，也就是所谓的“军粉霉烂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于1949年5月对荣毅仁提出公诉，荣毅仁因此心灰意冷。刚好时代大变迁，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荣毅仁很高兴。在1955年8月，他下定决心，代表荣氏家族，将设在主要城市中的24个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但也是很无奈的决定。
所以，我说荣毅仁在整个中国企业百年发展史中是一个承上启下、跨越两个时代的标本。荣氏家族的历史可以好好研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有些议论的话：
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常识，我私底下认为，作为一名企业家，荣毅仁的一生可能基本保全了自己的个人幸福和企业价值，但却没有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更好的范式，他只是在重复无数企业家走过的官商合作之路。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荣毅仁可能是为数极少的成功者之一，但更多的商人却死在路上，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不忍卒读的声声叹息。
但是1978年后，荣氏家族又突然红火起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必须要树立一个当年企业家的楷模或者形象，大家认为只有树大根深的荣毅仁才有资本，也有能力。为什么？因为当年的荣氏家族在香港有上市公司。荣毅仁接受领导人委派的重任之后，立即派他的儿子荣智健前往香港，用270万港币在香港注册成立泰富，最后形成今天中信泰富的框架。前一段时间，中信泰富严重亏损，荣智健下台。这其中有很幽深的故事。荣家人是知道历史轨迹的，荣智健比任何人都清楚为什么今天的荣氏家族会是这样。荣氏家族的变迁史，正是中国百年以来企业发展史的一个案例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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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企业布局
1950年代为什么要讲呢？这一段历史，从企业理论的角度看，并没有价值，但1950年到1959年，可能是经济史上最荒谬的年代，这里的荒谬是指企业发展的荒谬。
首先是公私合营。所有的私人企业全部与国有企业合并，大量私人企业倒闭。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强大的政府面前，在白天开会时，很多企业家高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愿意将企业捐给国家，但晚上回去以后，一家人抱头痛哭。
很多有风骨、有传承的私人企业，很多老字号，在那个时期被彻底扼杀。比如大家熟悉的三联书店。因为公私合营，今天的三联书店已没有当年的风骨。反过来，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三联书店还有那么好的名声？今天在国内生活的很多人看到三联书店出的书，依然会心动。为什么？因为它有传统。企业的这种传统，就如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父辈的性格我们会继承一些，祖辈的性格也会继承一些，而这种传统总是会传承，企业的传统也如此。这就是所谓的企业持续发展必须以产权为前提，必须要有财产继承的最好理由。
其次是绝对国有企业化。那时也有一些新企业出现，它们主要是前苏联模式，一共有157家，包括今天的798工厂、东北老工业基地工厂等，基本都是苏联人援助建立。那是一个国有企业大铺张的年代。接下来的大跃进其实就是企业的大跃进，不仅在城市，包括整个乡村也在大面积地兴办企业，家家户户修高炉，将锅、铲、门上的铁环都拿来大炼钢铁。这就是当年的企业建设状态。
“黄金十年”之后，经过抗日战争、内战，再到1950年代，终于形成了一个历史现象：企业和企业家彻底断代，中国百年之间的企业史在这里出现了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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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
1978年以后，中国人终于开始做生意、办企业了。在这里，我想引出一个很专业的争论，就是多元化、专业化之争。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他有一个论述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发展理论。常态下，一个企业的发展应该是专业化发展，也就是说一家企业只做一件事情。比如，比尔·盖茨只做Windows，巴菲特则只炒股，而丰田则专注在汽车领域。或许有人无法想象，巴菲特如此富有，为什么不涉及房地产？为什么不涉及银行？在美国市场，这完全可以做到，因为产业没有准入限制。但巴菲特只专心做一件事情。
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只有专心做事，走所谓的专业化发展之路，才能将企业做大。当然，美国也有多元化的例子，比如著名的GE，但是GE的多元化是基于专业化的多元化。GE在每一个产业里都是龙头老大，而中国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则是什么都想做，但什么都做不好。为什么专业化的发展在中国企业中不被推崇？因为在中国，可以盈利的产业空间政府都有参与，如银行、石油、电力等等，而可以用自由竞争的方法来经营企业的产业并不多。所以，对于中国的私人企业来说，一个产业如果不赚钱，就会去寻找另外的产业；两个不行，就去开发第三个、第三十个。大家熟悉的德隆就是这样。总之，中国私人企业最大的追求，就是将产业与政府的资源对接起来，建立起稳定的政府关系。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企业喜欢多元化。这事实上与我们的整个制度建设有关。在这个维度上，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理解中国企业战略。因为他们并不想这么做，但他们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柳传志，他专注于PC，但PC的最核心技术全来自国外，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并购的方式，获得IBM的一点点核心技术。可在这项并购之后，他将此交给其他人处理，自己则集中精力做投资，整合国有企业。到今天，联想控股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集团，已不再仅仅是专注于个人电脑的企业。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中国1978年以后出现的企业家，事实上是实验的一代人，我们还在做着实验。用小平的话讲，大家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企业发展方式。
这就是我理解的1978年以后中国企业发展的框架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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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
要想了解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有几个标志性的企业家值得研究：
如柳传志。柳传志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的战略选择是一种基于PC的多元化战略；第二，他用30年的时间，终于从国有企业的盘子中拿到了一点股份，并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关于后者我是支持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应该像柳传志那样去改制，去想办法让自己的企业产权清晰化。联想一路走来发生的故事太多，很多次柳传志都能化险为夷。当年一起站在台上领奖的那几个人，到今天只剩他一个人，其他人要么销声匿迹，要么进了牢狱，如倪润峰、褚时建……只有柳传志还依然光鲜地站在领奖台上，他是一个奇迹。如果我们愿意跳出简单的公平和效率之争，仅就企业家来讲，他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企业家。他的优秀之处就在于，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让联想渐渐从政府管制的陈旧状态中走了出来，渐渐成长为一个看上去很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大公司。
如王石。王石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企业有三个维度，一是产权，二是自由竞争，三是品牌。后两者万科具备，但万科到今天为止还是国有企业，王石只有不到1%的股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到今天，万科并不是一家规范的现代企业，意味着到今天为止，王石并不是一个规范的企业家。作为企业家的王石，他一辈子都没有脱离官商结合的窠臼。
再如田溯宁。田溯宁有很高的知识背景，与他交流，他会条理清晰向你娓娓道来。可是，他有一个很要命的情结，就是官僚主导意识。当年，田溯宁希望他能够使整个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形成一个竞争的框架，然后开放，再引导出我们今天比较繁荣的互联网经济。他认为要做好这件事情，唯一的路径是与政府合作。后来，他回国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亚信回国。今天我们所用的宽带通道中有很多是由亚信铺设的，但亚信毕竟是私人企业，无法与庞大的政府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田溯宁判断亚信不可能做大，更不可能改变中国信息通讯产业的垄断现实。所以田溯宁做出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决定，从亚信出来，进入国有企业系统，打造网通。
田溯宁在网通八年，其间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将网通推到香港上市、跟西班牙电信整合成为一个大集团、建立整个宽带基金等。在业内，田溯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宽带之父”。但八年后，网通没有了，归入联通。田溯宁从亚信到网通，再到宽带产业基金的这段历史，这里有大量的故事—— 一个国有企业体制是怎样去牵制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又是如何在官商合作的体制面前，一步步败下阵来。
第四个人，任志强。很多人不太喜欢他。到今天为止，任志强管理的华远，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他有多次机会可以进行管理层收购和改制，但他没有行动。问及原因，他说我父母不同意我干个体户，他们觉得一心一意干革命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就应该为国家做企业。事实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他还是想围绕国有企业的权力纽带来做事情，这才是任志强真正的软肋。网上一些人骂他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他只是一个官员。在中国当代企业家里面，任志强可能是把官商结合这样一个百年传统发挥到极致的人。
接下来，我们说说戴国芳。戴国芳，宏观调控之下著名的“铁本事件”的受害者。需要说明的是，铁本上马，一方面是戴国芳有意为之，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地方政府有意推动。铁本的上马，是常州市政府一手扶持。政府主动给戴土地，银行主动给戴贷款，但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来，首先就把戴国芳断掉了，还把他树立成了全国的一个坏典型。为什么？因为戴国芳没有任何背景，他就是一个农民。同样是做钢铁的，比如浙江的张志祥，他是人大代表，也做钢铁，就没有垮掉；虽然宏观调控的形势一浪高过一浪，但他们全都保下来了，只有戴国芳身陷大牢。所以我要说，在某种意义上，戴国芳其实是官商结合模式下的祭品。这个故事很荒诞，后来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叫做《戴国芳的荒诞剧》的文章。许多年后，今天再看戴国芳的悲剧，后人会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不让一个企业家去生产他想生产的产品？这既不是导弹，也不是核武器。这个故事真的很荒谬。
作为一个群体，温州企业家也是要讲讲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温州企业家群体呢？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我认为今天中国有企业家特征的，大概就是温州的这一群人。但是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群体已经出现了变化，很多企业和企业家跟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地建设一种官商关系。我认识一家企业，他就在各地拿地，修建所谓的步行街、商业街。拿地是几个企业家在桌面上可以谈成的吗？他每到一处，都是市委书记、市长、省长、省委书记来接待他。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看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没有政府关系、没有政治背景，他无法成就大气候，他永远只能做鞋、做衬衣，永远只能做一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的事情，永远是这种表层的低加工。所以，当年的游牧企业家，这群温州的生意人，今天也已经开始和官员们觥筹交错了。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正在把中国本来就稀少的企业家精神渐渐稀释掉。
在上海，我当然要提到郭广昌。我个人认为，郭广昌是典型的具有盛宣怀风范的当代企业家。郭广昌现在什么都想做，而且他跟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关系好得惊人。说起在今天的企业家群体里做得比较大，同时又有一点洋务运动态势的，那就是郭广昌了。大家都觉得郭广昌是个传奇，但是郭广昌到底是做什么的？乍听这个问题，人们一下子就犹豫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哪些产品。王石、潘石屹的产品是房子，那郭广昌的产品是什么？在看过郭广昌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图之后，你会发现它非常复杂。我记得《新财富》做了一期郭广昌的封面文章，用了一拉页的容量，把他的整个产业描述了一遍，非常复杂。某次我在上海旁听一个会议，上海市有关领导也在场，和郭广昌很亲热的样子，说广昌是我们的小兄弟，我们上海的骄傲。我当时很纳闷，有什么好骄傲的？不过就是所谓的铺张规模，跟国有企业做得太像了。普天之下的国有企业，都有一个特征：只做规模，不做品牌。比如中粮集团，它做了很多产业，但是找不到一个品牌是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所以中粮把蒙牛收购了，这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绝对是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个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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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首先，我认为官商合作、政企不分是中国企业百年的一个巨大阴影。这是我们中国企业不成气候的一个最大原因。细究起来，还是我们的政府太大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政府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偏大，导致“政府越搞越大，市场越来越小”这种负相关的逻辑关系。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啊！所有人都企图成为政府的食客，大学生削尖了脑袋要当公务员，商人绞尽脑汁要和政府做生意、给官员送礼；送出去的就是英雄，实在不能送给官员本人的，就送给官员的亲戚。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太有趣了。
你会发现，若想在中国生活得好一点，就必须绑上官员，你一定要进入他的食物链。就像一头鲸鱼，巨大的鲸鱼就是政府，鲸鱼在海里游泳，四周有很多的小鱼跟着它一块儿走，鲸鱼游得快，小鱼就游得快，为什么？它要吃鲸鱼四周的那些漂浮在水里的微生物，以此来养活自己。所以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企业家事实上都是那些游在政府这头大鲸鱼身边的小鱼、小虾；如果没有政府，这些企业，这些人会立刻死掉。
政府太大、市场容量太小、自由竞争水平太低、企业只有规模没有品牌。这就是我反复批评的种种经济现象和企业现象。
在企业的形态方面，最大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刚才讲的铁道部、中粮、中海油、中铝都是如此。中海油的老板忽然调到海南当书记去了，中铝集团的老板忽然调到中南海当副秘书长去了。某种意义上，国有企业老总们的目标不是把企业做好，而是某一天高调进入真正的官场，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个他们看得见的发财当官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看过有两篇领导人讲话先后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第一篇就是《论党政分开》，过了几天，又刊登了一篇叫《论政企分开》。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那时候我很小，看不懂，但是醒目的标题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今天我懂得这其中的意思了。作为常识的政企分开制度，至今尚未建立。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国有企业只能靠政企不分来发展，只能靠垄断来养活。私人企业只能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
此情此景，我们的信心究竟在哪里呢？最后我想再次提到田溯宁。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分析，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进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新技术，是新技术在不断改变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他说，因为汽车，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走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互联网，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走到更远的地方。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今天不可能一起谈这个话题。而且，在进入互联网之前，我就是一个思维单一、观点粗暴、信息片面、头脑简单的中国人。互联网是我的大学，世纪沙龙是我的阶梯教室，是互联网真正改变了我。
在中国，只有新技术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也才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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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
作者:苏小和
来自《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一书
官商结合，大家耳熟能详，生气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但在学术意义上，它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 官商结合的学术定义，由汉学家费正清、费维恺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出，涵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企业形式，三种形式之间，是一种不断改进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退化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
近代以降，“官商结合”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学术上总结了三种模式：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正是这三种企业发展模式，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最核心的问题，用企业理论的框架来追问，非常简单，那就是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这是跨越百年的中国问题之一 事实上，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困扰中国经济百年的问题，首先是分工不清晰；而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政企不分。。史料意义上，我们不幸地看到，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似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企业只能由政府主办；退而求其次，至少只能由政府和商人合办；或者是政府监督，商人执行。所以，百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什么意思？看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1928年到1938年，有一个史学上的“黄金十年”的称谓。在那短短10年间，中国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比较规范、具有近代企业或者现代企业特征的私人企业。它们产权清晰、产业稳定、品牌架构突出，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可惜历史并不宠幸它，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竟然昙花一现，接下来马上又被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深深遮蔽。
所以，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轨迹，与中国百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正是我想陈述的。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正好可以见证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徘徊与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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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课题有关的学术框架
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这个课题的学术框架。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百年中国经济史》里认为，这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
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因而反而使历史记录变得非常主观。
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导向原则。在常识层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经济形态，显然具有明确的导向原则，而这些导向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种是以党为导向；
一种是以政府为导向；
一种是以军队为导向；
一种是以企业家为导向；
一种是以领袖人物为导向。
什么叫“以党为导向”？简单定义，就是党管企业。一切的企业产权都属于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是党员，或者在企业里设党委。
什么叫“以军队为导向”？缅甸是个不错的例子。不要以为缅甸人不办企业，不做生意，他们一样有进出口贸易，一样要办自己能掌控的企业，只是他们的生产经营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军队说了算。在北洋军阀时代，也有军队管制企业的影子。
什么叫“以领袖人物为导向”？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20世纪年代，公私合营、大跃进、三面红旗，从表面上看是由当时的党和政府操作，事实上领袖人物的作用已经涵盖一切。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按照企业理论的框架来看，那是一个全民办企业的时代，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炼钢铁，恨不得一夜之间赶美超英，而这一切行为背后的主导力量，当然是那个站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领袖。
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以政府为导向”。
有些概念可以轻易提出，比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行政垄断等等，但我们需要辨析几个概念。
首先来认识一下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导向原则 凯恩斯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完整地陈述了这种政府导向原则，即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在市场失灵的时点上国家需要直接干预经济的主张。。很多人以为凯恩斯主义就是鼓吹由政府来推动市场的运行。但事实上，凯恩斯面对的美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因此，凯恩斯相信，按照他列出的政府主导方案，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底线。其次，凯恩斯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更知道自由的价值与市场的价值。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市场的自发秩序，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所要采取的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井井有条，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另外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是重商主义 国内对重商主义的研究，最早由赵廼抟先生开始。他的著作《欧美经济学史》第一章主要就重商主义进行了辨析。这样的学术工作出现在1948年，可惜因种种原因，赵先生的学术研究没有引起重视。。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当时的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对此的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的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则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亚当·斯密曾经强烈批评过，他认为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控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它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就是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予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政府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体几乎绑架了国家。
对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地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政府最好的服务，而为了持续享受这种特权，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能力才是他们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商主义的没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它没落之后的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前苏联式的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过程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地发展，而前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所谓的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79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300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中。大家知道，曾几何时，西班牙比英国还要强大，它的势力遍及全球，是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西班牙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淡出世界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梯队，它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了。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还不错，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企业的产权也比较清晰。虽然沙皇政府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也存在诸多干预企业发展的现象，但总体上，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斯大林上台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我们看到，前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导弹和核武器，可却生产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再也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只有英国才是幸运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整个国家向企业主导的方向发展，向市场发展。
历史真有趣。同样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重商主义时期转型到自由企业时代，只有英国转型成功。法国不成功，西班牙也不成功，而俄罗斯基本上与自由企业精神背道而驰，“十月革命”以后，整个经济完全被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垄断，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似乎还处在彷徨的过程之中。
按照我对经济驱动的基本理解，我认为最正确的模式，应该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导向的模式。这是我观察、分析百年中国企业史，观察当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生态之后，得出的必须要强调、必须要守住的第一理论前提。企业理论纷繁复杂，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一，威廉姆森的企业合约边际理论，当然是最新成果，而我自己则一直沿着三个理论维度在工作。
其一是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在经济学史的层面上，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门格尔、米塞斯、庞巴维克等人直接指出，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在奥地利学派诞生之前，古典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框架中，没有“企业家”这个名词，也没有人提出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古典经济学有价格理论、供求关系、经济分工、迂回生产、边际效应，但却一直不重视企业家定义。从奥地利学派开始，从门格尔、米塞斯、庞巴维克，到哈耶克直至罗斯巴德，他们第一次在经济学史的框架之内提出了企业家的概念，且明确提出，只有以企业家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样的理论意义很大。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必定站立着一大批更加伟大的私人企业，所有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它的经济载体、第一信号、第一表征一定是企业家或者企业，而绝不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大政府。
其二是德鲁克的公司概念。如果说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纬度是我们分析企业的路径之一，那么，德鲁克的公司概念则是另外一个需要我们重视的分析框架。德鲁克在他的《公司的概念》 国内很多人将《公司的概念》列为一本管理学的经典，这事实上背离了德鲁克的本意。里有一个很优美的描述，他说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首先是家族，然后是民族，然后是国家，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全球化格局。德鲁克在这里隐含着一个预期，他认为人类如历史所呈现的，不会止于家族，不会止于民族，也不会止于国家，国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下一步应该落脚到什么地方呢？落脚到公司，只有公司这个组织形态，才可能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这个描述其实很有意思。要知道，德鲁克做出这些分析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看看今天，人们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公司的人，也正是由于公司概念的出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利益对抗也再不仅像当年那样需要兵戎相见，而更多是采用一种经济模式、公司模式，从而建立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所以到今天，在上海，在北京，我们看到大量的跨国公司，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量的企业去美国、香港、伦敦等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逐渐消解了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对抗，或者说国家的界限。
德鲁克是记者出身，所以他的书对于真正的学院派来讲，也许没有什么深刻价值，可是对一个想思考，同时又希望能够看到远方景色的人而言，德鲁克的东西具有启示意义。大家都说德鲁克是个管理大师，事实上德鲁克自己最认可的还是他的思想价值，是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文明的思考。所以，他还提出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文组织。我想其他的管理学家不可能说出这个话，在人们看来，公司首先是盈利机构，是赚钱的地方，公司如果不赚钱，这个公司就没有意义 德鲁克这里提出的，其实是现代公司的价值取向问题。他认为，作为一种以追求财富为天职的组织，好公司同时也应该具有人类价值的基本底线，这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财有道”的陈述。。
第三就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一直认为自己是奥地利学派的传人之一 熊彼特的著作《财富增长论》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5月出版。，他所说的创新，是一种回到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维度的创新，只有企业家带来的创新才有市场意义。熊彼特对市场的描述有一个理论的线索，首先他假定整个市场是均衡的，就像今天我们的世界。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刚好是均衡的，不多不少，如果太近，我们就会被烧死；如果太，我们就会被冻死；如果角度变了，春夏秋冬也就会发生变化。熊彼特认为市场之美，事实上相当于太阳系之美、宇宙之美，它是均衡的。他的创新理论就建立在这样的均衡基础之上。企业家出现以后，他们的创新行为就会偶然地、尖锐地为市场的动态均衡状态提供新的内容，而这个过程刚好是企业家赚钱的过程。
关于熊彼特有两个东西需要说明一下：首先熊彼特假定市场是均衡的，这就意味着他所研究的“创新”这个关键词事实上是基于市场的完善，基于完全的自由竞争。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它能够自我均衡，不需要政府、某些组织、某些人去强制干预。只有在这个理念上，再来谈企业才有价值。如果我们不认可“市场是均衡的”这种说法，那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和理由去介入与干预，就会出现国有企业用垄断的方式打破市场平衡、破坏整个市场链的现象。
所以，谈熊彼特的第一个前提是，认可市场经济是均衡的，就像我们认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均衡的一样。我们有一个无处不在、自有永有、至高无上的神在掌管这个世界，一定要有这个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假如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我将这句话做了一下延伸：假如我们不认为市场是均衡的，那么我们也什么事都可以做。政府可以大张旗鼓办国有企业；政府可以垄断一切它想垄断的资源，因为政府认为这些行为对市场的自我均衡不构成破坏性；人们也可以做假冒伪劣的事情，可以在牛奶中加三聚氰胺，可以将私人财产、企业产权公有化，可以搞公私合营。因为这些人认为，这么做只是为了市场更好地发展，而市场始终掌握在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中。
熊彼特很伟大。他说市场是均衡的，这个均衡之美不可以被打破，谁打破市场之美，谁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亚当·斯密的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之手是看得见的。因此亚当·斯密所说的是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在上帝的手上。熊彼特、亚当·斯密都是有信仰的人，所以许小年教授经常说，我们要敬畏市场，如同敬畏上帝一样。
第四，企业和企业家有三个基本属性。首先，一个企业必须有清晰的产权。企业是自然人的，所谓的自然人一定是个人，而不能是团体或组织。其次，一个企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面对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也就是说，企业和企业家所涉足的行业没有任何限制，除了那些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把控与管理外，其他所有的企业行为都基于自由竞争的市场氛围。再次，企业家要有创新精神，企业的产品必须有核心价值、品牌价值和附加值。当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企业家，在产权、自由竞争和创新这三个维度上形成了清晰的定义，那这个企业或者企业家就真正成为了一个经济体的某种主导力量。某种意义上，这三个维度是我们分析一名企业家最基本的坐标。或者可以这样说，当用这三个指标来分析今天的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时，我们会发现，真正称得上企业的公司，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人，实在太少。
第五，放宽历史的视界。大历史是黄仁宇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在研究企业家，尤其是近百年以来的企业家时，也要学习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因为只有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我们看企业，看企业家的命运，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才能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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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官商结合模式的区间划分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区间：第一区间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中国真正开始产生企业、产生企业家的时期，它的近代企业有三个形态：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第二个区间是“黄金十年”，即1928年到1938年。这十年之内，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家族企业，比如著名的荣氏家族等。第三区间则是1978年以后一直到今天。其他的一些历史时期，比如北洋军阀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几乎可以说都没有企业建设。
如果说这个区间划分的是大区间，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小三代的区间划分，这就是1978年以后的代际划分。第一代是带有原罪的国有企业改制的红帽子企业家，比如首钢的周冠武、云南烟草的褚时建、万科的王石、联想的柳传志，以及江浙大量的乡镇企业，他们都属于第一代。第二代就是“92派”。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批知识分子和很多体制内的官员下海，这构成了1992年后的下海经商潮。十几年之后，这个下海潮中出现了一批不错的企业家，如潘石屹、冯仑、陈东升等。“92派”在企业制度建设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载体，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形成了中国企业前所未有的制度框架，这就是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这对第一代企业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三代是新经济企业家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家。如果说中国有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那应该仅仅局限在第三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张朝阳、丁磊、陈天桥、马云这一代人。他们有海归背景与外资背景，基于Internet工作，加上我们的政府对互联网经济并不了解，不知道怎么管制和垄断，这为第三代企业人留下了空档，从而使他们真正建立起一个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那么，跨越百年的官商模式，究竟如何影响了或正在影响着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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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
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当年的洋务运动界定为企业运动。对于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形态，国内的研究非常少，而且不充分，但海外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却一直方兴未艾，其中有几个鼎鼎大名的学者成为翘楚。比如汉学家费正清，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刘广京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研究洋务运动时代的经济形态，尤其是企业形态的；比如汉学家费维恺，他的《中国早期工业化》 《中国早期工业化》费维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就是一本专门研究官督商办企业的著作，在我看来，这甚至是洋务运动时期企业案例研究的范本；再比如海外学者陈锦江针对洋务运动的著作《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 《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陈锦江著，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事实上陈锦江这个名字只为他的非学术活动圈中的华人中的一部分人使用，在国外的学界，他多以“威灵腾”著称。他自1966年毕业于名校道格拉斯·阿拉赉申高级中学后依次进入美国的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学习直到取得博士学位。他的《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Merchants，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s in Late Ch’ing China)于1977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讲述了张謇在通州创办纱厂但困难重重的事情。此书的提要在三年后被改写收入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一章。；杨小凯先生的《百年中国经济史》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杨小凯先生未正式出版的一部书稿，但在互联网上被大量学术爱好者收藏。，也花了很大篇幅来描述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
费正清是怎么讲的？他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讲到，洋务运动是清末历史上一个失败的企业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它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没有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基础。杨小凯将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他说，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但清朝却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这种制度上的区别，导致结果大相径庭。清朝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政府在整个经济建设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政府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做为运动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最大限度地压制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两位学者的描述很有现实意义。今天真正比较值钱的产业都在政府手上，那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做什么？去江苏、温州、福建考查一下，就会发现，只有鞋、服装之类低附加值，而且没什么资源依赖的产业在私人企业手中。诸如银行、石油、电信等重要的市场资源，都在政府手中，而且由政府绝对垄断。
所以杨小凯分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企业建设和市场形态，真是入木三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是明治维新跟西方不一样的是，它没有放弃天皇的实权，没有搞虚君共和，它不是君主立宪的框架。但天皇却很少自己操办企业，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皇室办过几个模范工厂之外，日本政府基本不办国有企业。今天看日本的很多企业，比如众所周知的丰田、索尼，它们都是私人企业。在这百年之内，日本涌现了一批大企业和大企业家，他们甚至可以与美国、德国的大企业、大企业家相媲美。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意义上，日本政府基本上只发挥了公平司法和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加上日本模仿了西方的专利法和公司法，所以大量的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并推广西方专利保护的收益，进而使西方的技术在日本得到广泛应用。“二战”以后，战败国日本设定了专利制度，鼓励民众发明新技术，通过技术来推动整个经济发展。
这就是费正清和杨小凯的基本立场。事实上，陈锦江的分析也很老道。他在《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这本书中讲到，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单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得到官府的庇护。关于官商合办的学术解释，陈锦江给出的分析最合乎事实。他说，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事实上没有严格的定义，它们不是一个可以来定义的学术概念。陈锦江显然非常了解国情，有点类似于今天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表述，类似于当年李宗吾的厚黑学表述。一切都是一种模糊状态，像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他绝对是朝廷重臣，但却又掌控着几个大企业，如大名鼎鼎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还有上海机器制造局，李鸿章是这些企业的老板。而且，李鸿章办企业，并不像今天的官员那样在暗中操作，而是实实在在管理企业；他在企业里有大股份，他通过行政权力来任命半官方或者官方的人去做经理。所以那样的企业看上去更像今天的国有企业，政府有效控股，企业经营人员既是官员也是商人，官商不分，政企不分。
像这种官不官、企业不企业的现象，在洋务运动时代可谓比比皆是。一个醒目的案例就是铁路。作为一种新事物，铁路显然由政府操办。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已成为一个传统。今天中国的铁道部既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一个典型的行政管理部门，又是整个中国铁路总公司当然的、唯一的法人，唯一的股东，中国铁道部跟中国铁路总公司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样的官商模式可谓是其来有自，看上去成了一个正确的、不需要怀疑的客观事实。但用基本的现代企业理论来分析，却像一个笑话，而这个笑话的源头，就是洋务运动。
不过，和今天的情形相似，陈锦江的书也记载了洋务运动时代中国出现的几家不错的私有企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茂新面粉厂。在整个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的面粉业界，茂新面粉厂都是最大的商家。陈锦江认为，茂新面粉厂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面粉产业没有受到官方的干预，没有被政府垄断，它是一个典型的私人企业。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中政府说，与1949年后的国营企业相比，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的企业显得更像一个企业，所以小凯把它命名为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1904年1月21号颁布了《商人通例》，然后又颁布了《公司律》。《商人通例》的第九条和《公司律》的第一百三十条，正是中国公司史上《公司法》的萌芽与雏形。1905年，清朝颁布了公司《登记法》，1906年颁布了《破产法》、《专利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专利法》。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工商业大概走上了一个小轨道。所以，从1904年到1908年，中国迎来了一个私人企业迅速发展的小高潮。那段时间，全国有272家私人企业注册成为真正的企业。可惜，这种刚刚起步的企业发展态势被后来的革命和北洋军阀们一折腾，便偃旗息鼓了。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第一个有现代企业制度萌芽的时代，到1908年已被基本中断。
关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家，有几个人不容忽视：
首先是大家熟悉的李鸿章。秋风写过一篇分析李鸿章的文章——《李鸿章的企业制度遗产》，我觉得很好。文章中说，如果从经济史角度看，李鸿章是150年来中国的第一人。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现代的交通、兵器、电器、矿业、银行等等诸多产业，还有现代企业制度，即272家私人公司的注册，都是在李鸿章的努力和参与带动下形成的。
但除此之外，李鸿章还自己出手办大企业，如招商局、矿务局。对此，秋风认为，如果说始办现代工业显示了李鸿章的洞察力，那么创造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模式，就显示了他的不学无术。当然这个话有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挑剔古人、挑剔先人的嫌疑。但根据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在大历史的框架下，李鸿章的确就是视野有限。在他改革的时候，在他办企业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企业态势已经非常现代化，大量私人企业风起云涌，在美国、欧洲，甚至在南亚，与李鸿章同时代的人们，已经创办并发展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经济的伟大企业；可在中国，在李鸿章的事业里，他依然行走在官商不分、政企不分的死路上。历史就这样丢下了中国人。在那个时候，闭关锁国、政府胡作非为成为常态。所以，不要仅仅将李鸿章看成是我们近代史教科书定位的那样是一个卖国贼，事实上他还留下了一个影响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传统。这真让人遗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进步并不多。
再比如胡雪岩。胡雪岩当然是最有意思的商业案例。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都爱读胡雪岩的故事。好像不看胡雪岩，就没有谈资。大家都在谈论胡雪岩的成功，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企业家，但却从来都没有人提及胡雪岩悲惨的结局。当时还流行一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为商要学胡雪岩。
我想这句话应该算是对近代和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一个总结。但是，胡雪岩死得很惨。我很奇怪，中国人向来都追求大团圆结局，都注重晚年幸福，但为什么到胡雪岩这里，大家对此不再关注？胡雪岩有两大靠山，杭州知府王有林和左宗棠，尤其是左宗棠，他打仗所消耗的60%的经费都来自胡雪岩。所以在胡雪岩身上，企业与官员联手，所谓的官商勾结被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就有人说胡雪岩是个典型的“红顶商人”。
但商业的玄机就在这里，胡雪岩绑上了左宗棠，同时也把自己带进了一个巨大的、而且是他无力左右的政治漩涡之中。当时的清朝官场，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矛盾，就是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矛盾。两人明争暗斗一辈子，最后看上去是李鸿章赢了。左宗棠一倒，胡雪岩跟着倒下，所有的财产被政府一笔勾销。死后24天，浙江巡府刘秉璋还接到朝廷圣旨，要求将胡雪岩抓起来送到北京法办。只可惜皇帝并不知道胡雪岩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事只好不了了之。
再比如盛宣怀。盛宣怀在生意场上的最大敌人，当然就是胡雪岩。不过，两个人相比，盛宣怀才是真正的红顶大商人。胡雪岩毕生只当了一个小官，而盛宣怀则担任过尚书。他富可敌国，财产超过李鸿章家族，是晚清真正的首富。但随着清朝倒台、李鸿章倒台，盛宣怀的生意迅速江河日下，晚年他甚至逃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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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是一个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定义，这是民国经济史上最有意义的10年。关于民国经济史，杨小凯有一个划分。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
第一个阶段是1911年到1915年，大家都很熟悉的“宪政”阶段。那个时候共和、选举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第二个阶段是军阀混战时期，1916年到1927年。在这个时期，北洋军阀各自为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使经济不堪重负。
第三个阶段是1928年到1938年。军阀混战以后，民国的经济建设终于有了气象，人们开始做生意，开始办企业。
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所以整个民国经济史，真正的经济发展时期只有十年时间，就是1928年-1938年。要想了解这个著名的“黄金十年”，了解那个时期的企业建设，有几本书值得学习与研究：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侯宜杰的《20世纪初中国改革风潮与清末立宪运动史》 《20世纪初中国改革风潮与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该书主要讲立宪，同时也讲企业。由于将这两方面整合在一起，该书立即在立宪和经济发展与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维度上显示出了重大的学术价值。由于侯先生详尽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推动力的事实，因此有人就拿美国经济史来比较，认为中国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担当起民主宪政、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种种使命。
事实上，沿着侯宜杰先生的陈述，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就是一个事实表述，但它成为日后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小传统。当时，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组织学习英国式商会的民主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工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的优势。他们甚至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可兼容”。这些话今天读起来还弥足珍贵。什么叫“今天中国之政治现象”？就是政治制度。什么是“与股份公司的性质不兼容”？就是强调一定要政企分开。这是一个普适性的道理：股份公司必须要在完全法治的国家才能发展。所以大企业家张謇在批评清朝当局的时候，就曾说“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
现在看来，“黄金十年”时代的企业家，简直具有梭罗生活的时代美国商人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勇气。大家都知道，梭罗曾因拒绝缴纳人头税而入狱。他之所以拒绝缴税，是因为在他看来，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要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这场政治斗争，用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这就是民国时期的商人的气度。
再看一本书，费维恺的《剑桥中华民国史》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在书中，费维恺讲到，虽然民国时期的农村，基本上自给自足，但是专业商人的商业活动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的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者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等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成为国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而完成最终消费品生产的分工、制造和销售，则成为这些商人的主要活动。费维恺经过考察，认为2/3的商品是在地方集市上交易，而这种交易行为直接拉动了中国腹地的农业生产。所以他很坚决地指出，所谓商人剥削农民的观点，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事实依据。尤其是1949年以后，剥削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资本家剥削农民、剥削工人，完全是一种阶级学说，与经济的实际演进过程不相符。
我很重视费维恺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进入1978年之后，企业的真正发展开始于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浙江与温州培育出了所谓的浙江经济和苏南经济。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在费维恺的视野里，这个地方向来生意云集，有着很深的商业传统。
由此，我想到另一个很有名的学者费孝通与他的《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费孝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在元素，在江浙一带生生不息，可以说有上千年的传统。那个地方只要没有政府管制，只要回到熊彼特讲的市场经济的均衡状态，很快就会有大量的企业、大量的企业家出现。这不是政策的恩赐，不是人们的突然醒悟，而是传统，是市场的均衡之美。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27岁时写成的。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竟然可以在如此年纪就写出如此伟大的著作，为什么？因为他研究的方向，跟上面提到的费正清、费维恺的研究方向，构成了一种经济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共鸣。如果说费正清、费维恺是在历史的框架、经济学的框架中研究整个中国经济的态势，并且找到了中国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动力。那么费孝通就是在社会学的框架中，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找到了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民国时期中的几个大企业家。
第一个例子就是张謇。汉语里有“博謇”一词，它的意思是“知无不言，正直之极”。张謇就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有才华的企业家。胡适这样评价他，“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的新路，修公路、修铁路，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富了一方，影响了全国。张謇死后，丁文江说：“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什么意思？就是张謇活着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但他死以后，大家发现他真的是个好人，为国家、为时代做了大贡献，所以所有人都在说他的好话。
再看一看荣氏家族。荣氏家族在整个中国百年企业史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企业，荣毅仁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企业家。因为他的前一段事业是在“黄金十年”及其后一段时期，后一阶段事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黄金十年”，荣氏家族的生意做得很大，有12家面粉厂、9家纱厂。这是典型的股份公司，非常规范的现代公司。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采用合伙制，与别人合伙成立广生钱庄。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最开始在钱庄当学徒，后来继承父业。几经波折，一个产权完全清晰、资本独立、财产传承合理的荣氏家族集团最后形成了。在国民党后期，由于遭人诬陷，也就是所谓的“军粉霉烂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于1949年5月对荣毅仁提出公诉，荣毅仁因此心灰意冷。刚好时代大变迁，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荣毅仁很高兴。在1955年8月，他下定决心，代表荣氏家族，将设在主要城市中的24个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但也是很无奈的决定。
所以，我说荣毅仁在整个中国企业百年发展史中是一个承上启下、跨越两个时代的标本。荣氏家族的历史可以好好研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有些议论的话：
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常识，我私底下认为，作为一名企业家，荣毅仁的一生可能基本保全了自己的个人幸福和企业价值，但却没有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更好的范式，他只是在重复无数企业家走过的官商合作之路。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荣毅仁可能是为数极少的成功者之一，但更多的商人却死在路上，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不忍卒读的声声叹息。
但是1978年后，荣氏家族又突然红火起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必须要树立一个当年企业家的楷模或者形象，大家认为只有树大根深的荣毅仁才有资本，也有能力。为什么？因为当年的荣氏家族在香港有上市公司。荣毅仁接受领导人委派的重任之后，立即派他的儿子荣智健前往香港，用270万港币在香港注册成立泰富，最后形成今天中信泰富的框架。前一段时间，中信泰富严重亏损，荣智健下台。这其中有很幽深的故事。荣家人是知道历史轨迹的，荣智健比任何人都清楚为什么今天的荣氏家族会是这样。荣氏家族的变迁史，正是中国百年以来企业发展史的一个案例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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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企业布局
1950年代为什么要讲呢？这一段历史，从企业理论的角度看，并没有价值，但1950年到1959年，可能是经济史上最荒谬的年代，这里的荒谬是指企业发展的荒谬。
首先是公私合营。所有的私人企业全部与国有企业合并，大量私人企业倒闭。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强大的政府面前，在白天开会时，很多企业家高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愿意将企业捐给国家，但晚上回去以后，一家人抱头痛哭。
很多有风骨、有传承的私人企业，很多老字号，在那个时期被彻底扼杀。比如大家熟悉的三联书店。因为公私合营，今天的三联书店已没有当年的风骨。反过来，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三联书店还有那么好的名声？今天在国内生活的很多人看到三联书店出的书，依然会心动。为什么？因为它有传统。企业的这种传统，就如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父辈的性格我们会继承一些，祖辈的性格也会继承一些，而这种传统总是会传承，企业的传统也如此。这就是所谓的企业持续发展必须以产权为前提，必须要有财产继承的最好理由。
其次是绝对国有企业化。那时也有一些新企业出现，它们主要是前苏联模式，一共有157家，包括今天的798工厂、东北老工业基地工厂等，基本都是苏联人援助建立。那是一个国有企业大铺张的年代。接下来的大跃进其实就是企业的大跃进，不仅在城市，包括整个乡村也在大面积地兴办企业，家家户户修高炉，将锅、铲、门上的铁环都拿来大炼钢铁。这就是当年的企业建设状态。
“黄金十年”之后，经过抗日战争、内战，再到1950年代，终于形成了一个历史现象：企业和企业家彻底断代，中国百年之间的企业史在这里出现了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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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
1978年以后，中国人终于开始做生意、办企业了。在这里，我想引出一个很专业的争论，就是多元化、专业化之争。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他有一个论述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发展理论。常态下，一个企业的发展应该是专业化发展，也就是说一家企业只做一件事情。比如，比尔·盖茨只做Windows，巴菲特则只炒股，而丰田则专注在汽车领域。或许有人无法想象，巴菲特如此富有，为什么不涉及房地产？为什么不涉及银行？在美国市场，这完全可以做到，因为产业没有准入限制。但巴菲特只专心做一件事情。
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只有专心做事，走所谓的专业化发展之路，才能将企业做大。当然，美国也有多元化的例子，比如著名的GE，但是GE的多元化是基于专业化的多元化。GE在每一个产业里都是龙头老大，而中国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则是什么都想做，但什么都做不好。为什么专业化的发展在中国企业中不被推崇？因为在中国，可以盈利的产业空间政府都有参与，如银行、石油、电力等等，而可以用自由竞争的方法来经营企业的产业并不多。所以，对于中国的私人企业来说，一个产业如果不赚钱，就会去寻找另外的产业；两个不行，就去开发第三个、第三十个。大家熟悉的德隆就是这样。总之，中国私人企业最大的追求，就是将产业与政府的资源对接起来，建立起稳定的政府关系。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企业喜欢多元化。这事实上与我们的整个制度建设有关。在这个维度上，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理解中国企业战略。因为他们并不想这么做，但他们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柳传志，他专注于PC，但PC的最核心技术全来自国外，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并购的方式，获得IBM的一点点核心技术。可在这项并购之后，他将此交给其他人处理，自己则集中精力做投资，整合国有企业。到今天，联想控股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集团，已不再仅仅是专注于个人电脑的企业。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中国1978年以后出现的企业家，事实上是实验的一代人，我们还在做着实验。用小平的话讲，大家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企业发展方式。
这就是我理解的1978年以后中国企业发展的框架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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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
要想了解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有几个标志性的企业家值得研究：
如柳传志。柳传志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的战略选择是一种基于PC的多元化战略；第二，他用30年的时间，终于从国有企业的盘子中拿到了一点股份，并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关于后者我是支持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应该像柳传志那样去改制，去想办法让自己的企业产权清晰化。联想一路走来发生的故事太多，很多次柳传志都能化险为夷。当年一起站在台上领奖的那几个人，到今天只剩他一个人，其他人要么销声匿迹，要么进了牢狱，如倪润峰、褚时建……只有柳传志还依然光鲜地站在领奖台上，他是一个奇迹。如果我们愿意跳出简单的公平和效率之争，仅就企业家来讲，他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企业家。他的优秀之处就在于，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让联想渐渐从政府管制的陈旧状态中走了出来，渐渐成长为一个看上去很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大公司。
如王石。王石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企业有三个维度，一是产权，二是自由竞争，三是品牌。后两者万科具备，但万科到今天为止还是国有企业，王石只有不到1%的股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到今天，万科并不是一家规范的现代企业，意味着到今天为止，王石并不是一个规范的企业家。作为企业家的王石，他一辈子都没有脱离官商结合的窠臼。
再如田溯宁。田溯宁有很高的知识背景，与他交流，他会条理清晰向你娓娓道来。可是，他有一个很要命的情结，就是官僚主导意识。当年，田溯宁希望他能够使整个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形成一个竞争的框架，然后开放，再引导出我们今天比较繁荣的互联网经济。他认为要做好这件事情，唯一的路径是与政府合作。后来，他回国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亚信回国。今天我们所用的宽带通道中有很多是由亚信铺设的，但亚信毕竟是私人企业，无法与庞大的政府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田溯宁判断亚信不可能做大，更不可能改变中国信息通讯产业的垄断现实。所以田溯宁做出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决定，从亚信出来，进入国有企业系统，打造网通。
田溯宁在网通八年，其间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将网通推到香港上市、跟西班牙电信整合成为一个大集团、建立整个宽带基金等。在业内，田溯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宽带之父”。但八年后，网通没有了，归入联通。田溯宁从亚信到网通，再到宽带产业基金的这段历史，这里有大量的故事—— 一个国有企业体制是怎样去牵制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又是如何在官商合作的体制面前，一步步败下阵来。
第四个人，任志强。很多人不太喜欢他。到今天为止，任志强管理的华远，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他有多次机会可以进行管理层收购和改制，但他没有行动。问及原因，他说我父母不同意我干个体户，他们觉得一心一意干革命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就应该为国家做企业。事实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他还是想围绕国有企业的权力纽带来做事情，这才是任志强真正的软肋。网上一些人骂他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他只是一个官员。在中国当代企业家里面，任志强可能是把官商结合这样一个百年传统发挥到极致的人。
接下来，我们说说戴国芳。戴国芳，宏观调控之下著名的“铁本事件”的受害者。需要说明的是，铁本上马，一方面是戴国芳有意为之，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地方政府有意推动。铁本的上马，是常州市政府一手扶持。政府主动给戴土地，银行主动给戴贷款，但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来，首先就把戴国芳断掉了，还把他树立成了全国的一个坏典型。为什么？因为戴国芳没有任何背景，他就是一个农民。同样是做钢铁的，比如浙江的张志祥，他是人大代表，也做钢铁，就没有垮掉；虽然宏观调控的形势一浪高过一浪，但他们全都保下来了，只有戴国芳身陷大牢。所以我要说，在某种意义上，戴国芳其实是官商结合模式下的祭品。这个故事很荒诞，后来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叫做《戴国芳的荒诞剧》的文章。许多年后，今天再看戴国芳的悲剧，后人会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不让一个企业家去生产他想生产的产品？这既不是导弹，也不是核武器。这个故事真的很荒谬。
作为一个群体，温州企业家也是要讲讲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温州企业家群体呢？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我认为今天中国有企业家特征的，大概就是温州的这一群人。但是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群体已经出现了变化，很多企业和企业家跟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地建设一种官商关系。我认识一家企业，他就在各地拿地，修建所谓的步行街、商业街。拿地是几个企业家在桌面上可以谈成的吗？他每到一处，都是市委书记、市长、省长、省委书记来接待他。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看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没有政府关系、没有政治背景，他无法成就大气候，他永远只能做鞋、做衬衣，永远只能做一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的事情，永远是这种表层的低加工。所以，当年的游牧企业家，这群温州的生意人，今天也已经开始和官员们觥筹交错了。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正在把中国本来就稀少的企业家精神渐渐稀释掉。
在上海，我当然要提到郭广昌。我个人认为，郭广昌是典型的具有盛宣怀风范的当代企业家。郭广昌现在什么都想做，而且他跟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关系好得惊人。说起在今天的企业家群体里做得比较大，同时又有一点洋务运动态势的，那就是郭广昌了。大家都觉得郭广昌是个传奇，但是郭广昌到底是做什么的？乍听这个问题，人们一下子就犹豫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哪些产品。王石、潘石屹的产品是房子，那郭广昌的产品是什么？在看过郭广昌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图之后，你会发现它非常复杂。我记得《新财富》做了一期郭广昌的封面文章，用了一拉页的容量，把他的整个产业描述了一遍，非常复杂。某次我在上海旁听一个会议，上海市有关领导也在场，和郭广昌很亲热的样子，说广昌是我们的小兄弟，我们上海的骄傲。我当时很纳闷，有什么好骄傲的？不过就是所谓的铺张规模，跟国有企业做得太像了。普天之下的国有企业，都有一个特征：只做规模，不做品牌。比如中粮集团，它做了很多产业，但是找不到一个品牌是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所以中粮把蒙牛收购了，这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绝对是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个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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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首先，我认为官商合作、政企不分是中国企业百年的一个巨大阴影。这是我们中国企业不成气候的一个最大原因。细究起来，还是我们的政府太大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政府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偏大，导致“政府越搞越大，市场越来越小”这种负相关的逻辑关系。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啊！所有人都企图成为政府的食客，大学生削尖了脑袋要当公务员，商人绞尽脑汁要和政府做生意、给官员送礼；送出去的就是英雄，实在不能送给官员本人的，就送给官员的亲戚。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太有趣了。
你会发现，若想在中国生活得好一点，就必须绑上官员，你一定要进入他的食物链。就像一头鲸鱼，巨大的鲸鱼就是政府，鲸鱼在海里游泳，四周有很多的小鱼跟着它一块儿走，鲸鱼游得快，小鱼就游得快，为什么？它要吃鲸鱼四周的那些漂浮在水里的微生物，以此来养活自己。所以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企业家事实上都是那些游在政府这头大鲸鱼身边的小鱼、小虾；如果没有政府，这些企业，这些人会立刻死掉。
政府太大、市场容量太小、自由竞争水平太低、企业只有规模没有品牌。这就是我反复批评的种种经济现象和企业现象。
在企业的形态方面，最大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刚才讲的铁道部、中粮、中海油、中铝都是如此。中海油的老板忽然调到海南当书记去了，中铝集团的老板忽然调到中南海当副秘书长去了。某种意义上，国有企业老总们的目标不是把企业做好，而是某一天高调进入真正的官场，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个他们看得见的发财当官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看过有两篇领导人讲话先后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第一篇就是《论党政分开》，过了几天，又刊登了一篇叫《论政企分开》。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那时候我很小，看不懂，但是醒目的标题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今天我懂得这其中的意思了。作为常识的政企分开制度，至今尚未建立。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国有企业只能靠政企不分来发展，只能靠垄断来养活。私人企业只能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
此情此景，我们的信心究竟在哪里呢？最后我想再次提到田溯宁。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分析，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进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新技术，是新技术在不断改变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他说，因为汽车，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走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互联网，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走到更远的地方。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今天不可能一起谈这个话题。而且，在进入互联网之前，我就是一个思维单一、观点粗暴、信息片面、头脑简单的中国人。互联网是我的大学，世纪沙龙是我的阶梯教室，是互联网真正改变了我。
在中国，只有新技术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也才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