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采访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
他讲道:自己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前从未读过书,只是在家放猪。这时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出外读书,他母亲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跟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有前途。
当时他还不太愿意出去,就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他妈妈说:到秋收,你就能回来看我们了。这样他就和一个远房亲戚走了。
可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再也没见到他的父母。
谈到这里,我问:“如果当年你妈妈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其实我的问题是有诱导性的,我想让他说,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会依旧很贫困这类的话。
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
因为他的父母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活活饿死的。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在其他场合也经常说起这个故事。
——杨澜2006年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成长 你唯一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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