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你被谁"抛弃"?

Martin

　　抛开上海至少1200人失业的沉重，抛开成都市低调迎接英特尔入川的奋进，最值得掂量的正是大上海的未来。如果还有后续企业陆续搬离，制造业占GDP高达50%的上海将向何处去？

　　“服务业的发展要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作为现代的生产型服务业更是如此。”上海一直学习的榜样——伦敦，也是经历过大制造业时代而今才成为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城市，可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伦敦当年的机器轰鸣声？

　　十几年弹指一挥，英特尔眨眼就在两个“第一”中将旧日所有的恩爱悉数抛在身后。1994年 11月，英特尔成为第一家进驻浦东 外高桥 (行情股吧)保税区的大型生产企业，而2009年底或2010年第一季度，这里的工厂将彻底关门。全球金融海啸，跨国公司在华的第一波减员，从英特尔浦东工厂登陆中国。

　　“城市发展的目标是提高收入水平，但同时，这又会导致其传统的要素价格提高，竞争 优势受到削弱。如果不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解决这个问题，城市的发展也就是其传统的竞争优势不断失去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指出。

　　　　
　　1994年11月，英特尔成为第一家进驻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大型生产企业，而2009年底或2010年第一季度，这里的工厂将彻底关门

　　春节的喜庆，仿佛只是一枚短暂的烟花，一闪即逝。

　　半个多月内的三次“揪心”，让刘敏（化名）的这种“宿命”感越发强烈。

　　刘敏是英特尔浦东工厂的员工，大学毕业后“挤”进了英特尔，6年多来，刘敏已经在上海购房、结婚，稳定而有保障的这份工作曾让其倍觉自豪。

　　然而这种幸福在2009年1月16日遭到了突如其来的“袭击”：这一天，英特尔发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该季度英特尔净利润仅为2.34亿美元，同比下降90%。刘敏隐约嗅到了风暴来临前的味道。

　　果然，1月22日，英特尔总部宣布了关于全球工厂的调整计划：两座美国硅片生产厂终止生产，同时关闭2家马来西亚和1家菲律宾的工厂。

　　“当时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次调整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安全了。”刘敏与英特尔浦东工厂的2000多位同事，都踏踏实实地过了一个春节。

　　刘敏未曾想到的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正月十五。2月5日，来自英特尔总部的决定称，其位于上海浦东的封装测试工厂将与成都工厂合并，浦东工厂将在2009年年底或2010年第一季度停产。

　　全球金融海啸，跨国公司在华的第一波减员，从英特尔浦东工厂登陆中国。

　　至少1200人失业：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太突然了！我们都震惊了！一些老员工现场忍不住相拥痛哭。”刘敏从感情上同样难以接受。忐忑，焦虑，震惊，悲哀，无奈，对未来的担忧，20多天来的各种感受，这一刻集中涌向心头，百味杂陈。

　　几天过去了，工厂的管理者一直在做安抚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稳定下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虽然都很意外，但也确实没有人闹事，毕竟，每个人还有一年的时间安排自己的未来。

　　刘敏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冷静地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工厂关闭的具体步骤还没有确定，员工安置的方案也没有细节。大约要到4月底才会出来详细的方案。”刘敏称，目前英特尔只是表示将会给员工提供转岗的机会。

　　英特尔浦东工厂的2000多人当中，大约1000人是操作工人，这些几乎全是上海本地人。另外约1000人是坐办公室的，有一般技术员，有工程师，还有管理者。“按照公司内部以往的转岗政策看，转到成都工资会打7折，转到大连工资不变。”这样的政策，对于在上海安家的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吸引力。

　　当然，对于转岗，英特尔会提供一笔安家费，额度大约相当于一年年薪的60%~70%。“但这笔费用要工作两年后才支付一部分，工作五年后才全部支付。而相对于我们在外地安家的实际费用，这其实远远不够。”刘敏发现，身边愿意转岗的人少之又少。

　　那么，如果留在上海，英特尔内部有没有其他选择？

　　“英特尔在上海主要是公司运营总部和研发部门，虽然都是一个公司，但工作性质相差很远，隔行如隔山，几乎没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岗位。”刘敏算了算，如果自己离开公司，按照“N 4”（N为工作年限）补偿方案，自己可以拿到10万元以上的补偿。

　　拿到这10万元之后，刘敏就再也看不到一点希望。“我的同事们问了问找工作的事，结果悲哀地发现，现在不是能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很差的工作也并不容易找。”

　　来自英特尔成都方面的消息显示，目前，成都工厂约有1300人，将来可望新增700~800人。这也即是说，即便英特尔浦东工厂有800人愿意转移至成都工作，还将至少有1200人失业。

　　产业链西移： 挥别“上海派”，增添“蜀味浓”

　　英特尔浦东工厂附近，还有很多人跟刘敏们一样，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 在我们工厂周围，有很多上下游企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刘敏推算，至少上百家公司是英特尔的相关企业。这些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特尔的全球供应商，英特尔走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这类企业虽然业务可能会受到损失，但不会有生存危机。另一类则是上海的本地企业，专做英特尔的供货商或是物流，英特尔西迁之后，它们只能关门。

　　更要命的是，刘敏从上海与成都员工的工资对比中发现，上海的人力成本比成都高出 30%~50%。她现在最担心的是英特尔撤离的“示范效应”：“一个工厂的撤离跟一个办公室的撤离意义不同，影响还会扩大。半导体产业本来就是密集型产业，英特尔这样的巨头走了，其他企业很可能也会陆续迁出。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如果那样，明年我们就面临的是转行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学习适应新的行业了。 ”

　　英特尔对半导体产业的“示范效应”，用英特尔成都建厂后的发展情况最容易证明。

　　“英特尔去成都之前，那个工业区几乎是一穷二白。英特尔西进成都之后，不仅把自己的上下游企业带了过去，更是带动了其他半导体产业往那里集聚。”一位离开了英特尔公司的员工分析称，英特尔之后，成都成功地引进了中芯国际、马来西亚友尼森集团、美国芯源系统等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成芯半导体8英寸晶圆制造、莫仕连接器、京东方科技集团等IT 生产企业，同时还带动了成都IC设计产业的快速发展。

　　此外，相关的服务配套行业也被带动。UPS、DHL等国际知名物流企业相继在成都设立分公司或开展业务，成都当地的物流、运输、货运代理企业都应运而生。数据显示，2007年，英特尔成都公司进口12亿美元，出口8.4亿美元，均位居四川省第一。

　　作为对上海市政府的“安慰”，长袖善舞的英特尔在宣布撤厂的同时也宣布增加1.1亿美元的注册资金。“注册资本没有实际意义，不是一定会投资，也不会给员工加薪，更不会对当地税收有影响。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安慰。”前述离职人士称。

　　中国区“纠错”：危机是最佳时机

　　英特尔浦东工厂的关闭虽然有些突兀，但看起来，该决断的做出并非仓促出手。数位英特尔北京的内部员工都表示：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外界多，很多新闻都是从网上看来的。可以确定的是，浦东工厂的相关决策都是由总部直接做出，“中国区的管理者可能会影响一点点方向，但他们做不了决定。工厂的总经理也是总部派来的。”

　　但有聪明人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2003年宣布在成都建厂，而且新厂的功能与上海浦东工厂的功能一样，只是一些产品线不同。”前述英特尔离职员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当时就料到合并是早晚的事。那时候就有些人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丢掉饭碗，所以已经开始动手寻找新的工作。不同的是，那时经济形势好，找工作算是跳槽，找到一个同等水平甚至更好的工作，并不难。

　　“现在把两个工厂合并确实时机比较好。由于整个市场疲软，上海和成都的开工都不足，这种情况下合并，成都应该可以满足英特尔在华的生产需求。”上述员工说。

　　显然，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比英特尔想象的要大得多。2008年10月，英特尔总裁欧德宁访华时还坚称：英特尔不怕金融风暴。但欧德宁在一份内部文件中坦承，2009财年第一季度，英特尔有可能遭受20多年来的首次亏损。

　　不乐观的财务数据和不见好转的市场形势，使得英特尔大连新建的亚洲第一座晶圆制造厂的前景也变得不确定起来。25亿美元的投资，约是英特尔2008年第四季度净利润的10.7倍。

　　一些分析人士已经对英特尔大连工厂能否建成表示了疑问：“大连工厂也延迟了，已经装好的设备就先放在那里，人员已经停止招聘了。”

　　回首英特尔中国建厂的布局史，在过去中国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十几年中，英特尔确实抓住了中国制造成本低的优势，同时顺应了中国政府的发展策略。用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的话来说：上海浦东大开发，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开发浦东，英特尔是第一家进入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大型的生产型企业，现在还是外高桥保税区里最大的一个外商投资企业；此后，西部大开发，我们决定去西部，就到了成都；国家倡导振兴东北，我们又去了大连投资。

　　但成功本土化的同时，浦东工厂和成都工厂的功能重复，却让英特尔目前的中国布局不尽完美。现在，经济危机给了英特尔一个“纠错”的良机。

　　“上海工厂的设备将来会慢慢迁到成都去使用。但将来市场好了，成都是否扩建很难说。因为中国已经不是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英特尔很可能会向更好的地方去投资。我们觉得很可能会投向越南那种成本更低的地区。”刘敏分析说。

　　大上海二次“拐弯”

　　刘敏的明天，很像郭亮、吴尔瑜的昨天。

　　52 岁的郭亮已经在家含饴弄孙。每当带着牙牙学语的小孙子在陆家嘴的绿地散步，她总会指着那个耀眼的红球——东方明珠——告诉孙子，“那里以前是奶奶工作的厂子”。据浦东新区的宣传部门介绍，东方明珠三条“腿”中的一条所矗立的位置，原是浦东的一家纺织厂，郭亮则是该厂的职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上海纺织业在职职工55万人；1995 年，纺织业要裁员，当时提出要下岗38万人。郭亮等52万余名纺织工人接受了买断工龄、政府辅助再就业等办法“下岗”，吴尔瑜也从上海纺织印染机械厂研究所技术档案管理员变成了上海航空公司的“空嫂”，这可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空嫂”。

　　从下岗纺织女工到空乘，吴尔瑜反映的不仅是时尚，更是浓缩了上海市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背影。彼时，纺织业是该次调整的重点。尽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纺织业都是上海第一大支柱产业，但400多个纺织企业大多分布在中环线以内，所占土地面积 800多万平方米，显然不利于上海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按照“三二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产业发展方针经过搬迁调整后，仅“八五”期间，上海内环即腾出了约300万平方米的土地。

　　现在看来，由英特尔浦东工厂西迁开始，新一轮的制造业外迁，或将揭开大上海产业结构第二次“拐弯”的序幕。

　　与刘敏们对英特尔封装厂撤离上海的无奈和担忧意见相左，在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专家杨建文眼里，既然上海传统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势在必行”，阵痛必须要经历，那就不如让它来得早一些。

　　作为上海市政府的智囊，杨建文认为上海作为制造业基地的第二次“拐弯”几年前已经开始：“目前上海的发展仍然需要制造业。但应该给这些制造业贴上一个‘先进’的标签，必须至少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

　　这意味着上海市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就对制造业的升级有了一定的准备。杨建文分析称，加入WTO 后，我国制造业的全球采购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上海过去以配套设施齐全吸引外资制造业落地的优势不再突出。2003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对工业用地的审批把关更严。土地成本的飙升使企业的要素成本大幅提高，而传统制造业是成本驱动，此类制造型企业离开上海成为必然。

　　对于制造业的转移趋势，上海市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以英特尔所在的外高桥工业园区为例，2008年9月10日，上海外高桥（启东）产业园正式开工建设，这是 30年来外高桥集团公司首次走出上海。伴随着崇（明）启（东）大桥在2010年建成通车，上海和启东之间的车程只有一小时。而启东5平方公里的土地，为破解上海的厂房、土地、能源资源等瓶颈制约、应对商务成本升高奠定了基础。

　　针对这一模式，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了调研报告。浦东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庭辉称此模式对上海的工业园区以及制造业升级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解放日报》有评论指出，上海“十一五”规划中，社会投资总量为1.5万亿元~2万亿元；投资的三个重点之一就是制造业基地。这意味着，制造业仍将在上海的经济形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为内需服务的装备工业，将成为新兴制造业的突破方向，成为上海经济的新“发动机”。

　　那么，作为目标瞄准顶级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为何服务业仅占GDP的50％左右，而制造业可以平分天下？

　　有学者提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应该继续保持自己的第三产业发展之路、而不该分心去大力发展制造业的言论，否则上海早离现代服务业城市的距离更近。

　　杨建文对此的观点是：“服务业的发展要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作为现代的生产型服务业更是如此。”上海一直学习的榜样——伦敦，也是经历过大制造业时代而今才成为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城市，可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伦敦当年的机器轰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