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座悄然老去的城市

Martin

　　今年3月下旬，上海市民政局、市老龄办、市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统计的上海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已占户籍人口近四分之一；预计到2015年，这一比例将升至三成。老龄化问题，已摆在了我们眼前。我们准备好了吗？　　　

　　从2010年到2030年的这20年，上海人口老龄化乃至高龄化将迎来鼎盛时期。当压力持续升高，许多上海人，特别是处于“夹心层”的白领工薪族，不得不认真考虑赡养老人的大问题。届时，不仅仅是人们关于养老的伦理观念需要转变，这个城市的养老模式和体制，也面临极大的挑战。

　　“雨水充足、阳光明媚，随便撒一把种子就能长出苗来。”易富贤这样向生活周刊记者形容当下中国所享受到的“人口红利”。他现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科研人员，长期关注中国人口状况，写过颇受争议的《大国空巢》。

　　根据易富贤研究，至2010年，中国15-64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达9亿多、19-22岁最有活力的人口达1亿，均创下历史纪录。相应的，老年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仅11%，总抚养比不到40%。“和发达国家比较，应该说是轻松的。”易富贤表示。

　　“人口红利”也分给了上海。目前，上海6.6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养老问题尚不突出。城市化的先行优势、人口规模优势和大都市特有的集聚效应，也都在减缓老龄化速度。“但是——”逻辑开始拐弯，“20年后，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翻番，老年抚养比将升至27%。”易富贤指出，近期的“民工荒”算是初露端倪。

　　观念的冲撞

　　现实往往比逻辑转得更快。许多上海人，特别是处于“夹心层”的白领工薪族，整天疲于奔命，重压之下，不得不认真考虑赡养老人的大问题。送养老院，于是成为一种选择，未来几年，市民政局等有关部门也的确会加大投入。

　　但真要把长辈往养老院送，并不容易。“我有个朋友，两年前送父亲去养老院，整个家族一片反对声。”文化公司经理陆新瑾告诉记者。去年11月，当她自己也把91岁高龄的父亲送到养老院时，是有些忐忑的。照传统观点，这种行为距离“不孝顺”才一箭之遥。不仅亲友，老人本身也有想法。

　　因此，尽管千挑万选后的那家民办养老院挺不错，陆新瑾仍事先“骗”父亲说，是去“康复中心”。入院那天她才托出真相，并宽慰道：这是“带护理的”养老院，除了名称，和康复中心、护理院没什么区别。

　　可没几天，陆新瑾又把父亲接了回来。原来，院方安排老人住二楼，陆新瑾发现，室友中有忧郁症患者，拒绝和外界沟通，全靠护理工照顾。她侧面了解到，有的老人就是因为被子女送进养老院而想不开，滑入了沉默的深渊。“我怕爸爸受坏情绪感染，心里有疙瘩，所以虽然付掉了两周的费用，但一直没去住。”经院长协调，老人搬进新开辟的三楼，陆新瑾才放下心。

　　“也是没办法。”陆新瑾说，去年父亲不慎骨折，由于伤了股骨，无法打石膏，使出院后的养护造成困难。“我爸爸不安分，经常独自活动，妈妈不在了，我们又管不住，恢复受到很大影响。”陆新瑾工作忙，遂想找个机构代她“监督”，住医院不可能，便想到了养老院。

　　这种“没办法的办法”，有一定普遍性。爱晚亭敬老院院长顾毓青即坦陈：“十年前刚开张，社会上还认为老人来养老院是子女的不孝顺，好多年来，我们床位都招不满。”近些年情况好些，但离解开心结，观念完全更新，尚有一段距离。

　　现实的推力

　　老观念和新观念之间的距离，应该说是不短的。但走完短距离，未必需要长时间，如果有现实压力的助推。

　　这个压力是：据市民政局、市老龄办、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上海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15.7万人，占户籍总人口22.3%；如将年龄提高至65岁，则占15.8%——“老龄化”概念都罩不住了。按国际标准（14%），上海已驶入“高龄化”阶段，向“超高龄”迈进。

　　这和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建立的预测模型相符。该所所长桂世勋告诉记者，根据他们的统计和测算，上海的老年人口会于2009年突破300万大关，这已成现实，且稍稍加快。此后更是逐年增长，2015年超400万，2030年达到峰值：547万。

　　可见，从2010年到2030年的这20年，变得尤为关键，高级经济师戴律国称之为“迅猛增长期”。他撰文称：“这一时期，上海人口老龄化乃至高龄化为世界罕见，也是中国历史上老龄化的鼎盛时期。”戴律国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图形上看，如同原爆时产生的蘑菇形。注意，“蘑菇云”是今年起升腾的，简言之，上海已驶入了人口结构发生巨变的那个“弯道”。

　　这个弯拐得很逻辑，也极现实。当压力持续升高，无论“夹心层”本身乐意与否，陆新瑾等人当初的选择，就成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届时，关于养老的伦理观会迅即调整——现实能为一切观念转换提供合法理由。

　　但问题在于，“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老年型人口的特大城市。”桂世勋说。最早，意味着缺乏经验，特别是应对“高龄社会”的经验。而在易富贤看来，30年“中国奇迹”有“人口红利”的功劳，而当“蘑菇云”渐渐吞噬红利，现行发展模式也会遭遇瓶颈。

　　撒种子就能长苗的时代远去了，今天的70后、80后既面临着赡养长辈的现状，也面临着“防老”的未来。当你我老去，将面临怎样的情境？上海的养老体制和各类养老机构，准备好了吗？

　　空等的尴尬　　

　　“只剩下了一个床位。”陆新瑾回忆，“如果不是三楼及时装修完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父亲住的梅陇敬老院位于虹梅南路，附近几家也“客满”了。闵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陈方告诉记者，他们2000年后正式向社会开放了600个床位，规模很大了，仍旧供不应求。“床位全部住满，还有700多个人等候入住。”

　　传统的外环和外环以外尚且“一床难求”，回头看市中心，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上海第一社会福利院坐落于宛平南路，由市民政局全额拨款，设施完善，院长王定荣向记者透露，院内194个床位早就满员了，“仅2005年后申请登记的，就还有700多人在排队。”

　　康乃馨老年公寓身处内环，可谓占据黄金地段，记者在其周围步行仅10分钟，居然看见了另两家养老院。但接受采访时，老年公寓主任许建萍表示：“我们之前做了一年半的调查，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开一个。”她的理由是，杨浦区有60万老人，养老院却只有45个，而且以“老年公寓”为概念的养老院只此一家。康乃馨距开业尚有半个月，91个床位就已经被预订了30个。看来，他们的判断很准确。

　　“老人们深知床位紧张，所以一旦住进来就不愿离开。”陈方院长告诉记者。王定荣院长则表示，入住第一福利院的老人，基本是“养老送终”。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好几个案例：老人或进医院手术，或被家人带回住一段时间，但都会继续支付相关费用，以免失去床位。

　　既然城区超负荷，有人就往郊区发展。卢湾区60岁以上的老人比例，超出了市平均标准，全区7家养老机构“超员”已久。2007年底，刘培蒙便和卢湾区民政局合作，在松江区叶谢镇开办了银叶港湾敬老院，拥有300多个床位。不料开业一年多，床位闲置率达80%，少人问津。9号线的开通虽然带来了人气，今年也好一些，但总体状况仍不尽如人意。

　　这种“城热郊冷”的现象持续了好些年，究其原因，就是路途遥远，城区老人及其家属宁愿空等一场，也不想舍近求远。对此，刘培蒙曾抱怨，家属不应贪图自己方便，而要依据老人的喜好选择。

　　不过，陆新瑾的话或许更具代表性：“正因为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才不考虑太远的地方，否则他们真会以为我们在变着法遗弃他们。”梅陇镇敬老院和陆新瑾的家就隔着一条河，“爸爸想家了随时可以回来。”确实，对于刚刚挣脱观念枷锁的子女，走出第一步已属不易。

　　民营的困境　　

　　刘培蒙起先是做水管生意的，因有感于老人无处养老，投入600万建养老院。尽管获得过卢湾区民政局的300万资助，但作为民营养老院，个中艰辛亦不难想见。刘培蒙却以“我们是干实事的”为由，拒绝谈论。语气有些生硬，似刻意压制着什么。

　　快人快语的顾毓青则说得很直接，“有多少困难，只有我们自己清楚！”顾毓青是李双双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亲家，1999年底两人合计着办一个养老院，具体事项由顾毓青负责。次年养老院动工，原先答应资助60万的朋友因资金被冻结，款项无法到位。情急之下，张瑞芳拿出了积蓄，顾毓青在澳洲的女儿女婿，虽家徒四壁也掏出10万元。还是不够，顾毓青一咬牙，卖掉了房子，18万——放到今天，后面加个零再翻倍都不止。

　　可养老院差不多亏了十年，“2006年之前年均亏损24万，只能东挪西借，去年刚有起色，盈利一万。”说着，顾毓青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爱晚亭月入9万，去掉房租2.7万、护工工资3.7万、水电煤8000，以及每月还5000元旧债，“再加上其它支出，还剩多少？”顾毓青把退休教师的工资全投入了，平时就住养老院。“养老院的房子也是租的，这就是说，我没有自己的房产了，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办养老院究竟赚不赚钱？据记者了解，公办养老院不以盈利为目的。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院长王定荣告诉记者，该院为市民政局全额拨款单位，“我们的楼是1984年造的，需要维修的年份拨款会多一些，近十年算下来，大概年均1000万。”闵行区社会福利院则由区政府拨款，“每年1000万，我们收入600万，采取收支两条线，收到的都上缴。”陈方院长透露。

　　相比之下，民办养老院就要面临盈利压力，而据记者了解，即便是运作良好，多数也只能做到“微利”。一个出路是走高端路线，如亲和源老年公寓。从开业之初，房租就收到3500元、护理费300-600元、餐饮每天15元。由于硬件设施一流，提供优质服务，价高、位置偏等均未影响亲和源，开业初期就有数百人来登记，且不乏华侨、港澳人士。

　　至于普通民办养老院，向老人收取的各项费用约在2500左右。新世界养老院护理部的刘主任抱怨：“每个月光水电煤就要六七千，所以我们还在亏本。”顾毓青则指出：“床位在50个以下的很难生存。”而令他们焦虑的是，政府的扶持何时能加大力度。爱晚亭去年才获得第一笔民政局拨款，22万元。

　　民营养老院难以盈利，确实是个问题。毕竟亲和源每月4000多元的养老费用，多数上海家庭恐难承担，何况高端市场的容量也有限，如果民营资本长期无法在中低端市场获利，要么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要么继续让老人等待公办的床位空出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舒汉锋指出，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养老领域，“不要怕民办的有缺陷，政府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

　　模式的局限　　

　　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划，上海要形成“9073”格局——90%的老年人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这意味着，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将主要由其家人负责照顾；如家境不佳，老人身体也不好，则由社区提供上门的养老服务；剩下的3%，特别是病重的，则进入养老机构。换言之，在未来的养老体制中，养老机构在养老中所占比重，有可能下降。

　　然而，这更多地取决于配套服务能否跟上。陆新瑾告诉记者，她最初跑的是静安区康复中心，对那里的条件也相当满意，“可人家有规定，不收骨折的。”出于无奈，她才去了梅陇敬老院，令她欣喜的是，那儿居然有骨科护理，护工也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如果社区居家养老无法满足这类需求，陆新瑾肯定还会选择养老院。

　　不过，养老院模式本身也确有局限。朱敏娟女士是一家公司的财务，她的婆婆患老年痴呆，常趁家中无人时外出“散步”，无奈之下，只能将她送进养老院。“我至少跑了8家，多被拒之门外，他们不收残障老人！”朱敏娟抱怨，最后她才找到了周浦的民乐养老院。”尽管路途太远，也顾不得了。”正是由于养老院床位紧、门槛高，据记者了解，一些社区医院里躺满了老人，使之成了“变相”养老院。

　　显然，现实情况和“9073”格局中的那个3%是有些冲突的。而养老院也有苦衷：照顾老人本就有风险，收了残障、病重老人就要冒更大风险——有可能老人跌一小跤，养老院就得跌一大跤。近期，某民办养老院就因院内老人出现意外，而缠上官司。故此，很多福利院设立了门槛，对申请入住的老人进行一番“甄别”。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一般情况下不收残障老人，闵行社会福利院也不收，爱晚亭等民办养老院也不收病情太重和残障老人。

　　可见，诸种养老模式恐不宜“一刀切”，而应真正形成有效互补。一方面养老机构自身需改进，另一方面社区居家养老也应提供相关服务，起到替代作用。舒汉锋博士还强调，养老保险这块也须加强。

　　还需提醒的是，桂世勋教授曾指出，关于上海抚养比的各项调查，多以“户籍总人口”为基数，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外来常住人口有多少会在年老后继续留下，变数很多，与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变迁及生活水平的变化有关，很难预料。”

　　相关Link　中国养老院现状略览 　　

　　截至目前，全国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3.9万个，总床位270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16.9张，发达国家则为50～70张，与发展中国家亦为20～30张的平均水平也有不小差距。

　　我国养老机构仍以公办为主，在城市养老机构中，民政部门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光荣院、精神病院等收养性福利机构占59%。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缓慢。

　　上海现有580多家养老院、福利院等，现有7.7万张床位。

　　上海中心城区人口集中、老人多，养老院也较集中。

　　上海最大的养老院于今年1月在长宁区开工，预计可提供近千张床位。

　　目前，上海居家养老服务社近240家，有3万多名居家养老服务员已经开始为16.3万左右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六助”服务（助餐、助洁、助急、助行、助浴、助医）。